回向理學日記—— 吳與弼《日錄》中的世情及其超越
吳與弼(1391-1469)是明代中前期的著名理學家,世稱康齋先生,江西崇仁人。陳獻章(1428-1500)、胡居仁(1434-1484)等一流儒學學者都出自他門下。吳與弼著述頗豐,所撰《康齋先生文集》十二卷,收有日記類著作《日錄》?!度珍洝冯m止一卷,卻是“一人之史”,“悉言生平所得”,堪為理學家日記的代表。至其所得,不過是理學家進德修業(yè)之類的尋常物事,大要在接近圣賢的工夫。解讀這類理學家日記,人們通常專注于日記中進德修業(yè)和修身的內容,而忽視其日常生活的一面。倘承認理學家日錄仍屬日記,只不過較為特殊而已,則并不難發(fā)現其中包蘊了許多世俗生活。而這些平凡的世俗生活,是認識理學家道學踐履必要的背景。
在近世理學家日記范式轉型過程中,吳與弼的《日錄》雖篇幅短小,卻是宋代理學家日記在明初復蘇的標志,對明代中后期的理學日記產生廣泛影響。吳與弼在理學譜系中尤重內省工夫,與他專心致力于《日錄》寫作有關。
吳與弼《康齋先生文集》卷十一所收《日錄》,明嘉靖刻本
一、有意編排的日記
談及中國古代日記寫作的主體,理學家日記常因枯燥無味而被忽視,實則理學家是中國古代日記寫作的主力隊伍。會計日常生活,考鏡治學修身的得失,是理學家日記的一般面目。然而,我們不妨設想,通常具有兩副面孔的理學家在寫日記一事上,往往和會計學家一樣,也擁有復式簿記。大部分理學家都有兩本日記,一本寫給自己,秘藏枕篋;另一本則經由自己或后生編纂,精心選擇,以便公諸天下。寫給自己的日記,在理學家而言自然珍秘十分,百般愛護,卻終于大部分還要有意銷毀。故理學家所能流傳后世的,常是本人或后生們意欲傳諸久遠的,是有意允許人們看見的那部分。于是,這些日記從私密到公開的過程中,理學家究竟如何刪改騰挪文字,令人好奇。
倘是理學后生或他人刪改,修改的環(huán)節(jié)與日記作者無關,我們不必深研。惟有理學家本人刪改日記的舉措,才可見他們究竟如何處理私密閱讀和私人心得?!度珍洝肥枪_的日記,它應當別有底稿。《日錄》中明確提及“明日書以自勉”等字眼,但刻本中的“明日書”已不存,足見吳與弼日記底稿遠較今存本更為豐富。此外,吳氏丙午年(1426)年一條札記中明確寫道:“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寫詩外南軒。嵐光日色,昽映花木……”這類保留明確日期的札記條目在《日錄》中尚存許多,進一步確證吳與弼別有日記底稿,而今存《日錄》僅是他有意流布后世的日記鱗爪。
從日記底稿到公開日記,理學家究竟做了哪些編排,以便樹立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形象?在見不到日記底稿之際,做一番以意逆志的推源溯流,同樣可窺測理學家如何通過日記重構人生。
《日錄》始于乙巳年(1425),這一年明仁宗朱高熾(1378-1425)改年號為洪熙,可惜當年就駕崩了。史書認為,這位相對賢明的君主一改明初苛政,重視文臣,推動改組內閣、寬平刑獄等一系列新政。類似舉措與年輕的吳與弼干系不大,但在經歷過正統(tǒng)、景泰和天順諸朝世變之后,吳與弼晚年將這部分內容挪到公開日記的開篇,且有意截取其中特殊的夢境作為開端,便賦予這個年份以特別的意義。
日記開篇講述的這個夢中,吳與弼和孔子、周文王同在南京崇禮街的舊宅。在東廂房中,兩位圣人在中間,吳與弼在西間,似乎在批閱周文王世系書。吳與弼把孔子的容貌看得清楚,他很想問兩位圣人:“人生知、安、行之心如何?!眱晌皇ト宋丛鞔穑@條日記也就此收束。我們無從判斷吳與弼這個夢的真?zhèn)巍R苍S他確實做了這樣一個夢,又或者他有意編造。不管怎樣,這一年的日記,《日錄》只選了這一條,且放在《日錄》開篇。就中的微言大義,不難想見。
在窺見孔子、周文王的夢之后,《日錄》的第二條又是一個夢。這一回吳與弼夢見了朱熹。在夢中,吳與弼隨侍在朱熹身邊,朱熹“顏色藹然,而禮甚恭肅”。夢以后仍是夢,且夢見的不是周文王、孔子,便是朱熹。《日錄》中如此的結構安排,很難說不是吳與弼有意的安排。
司馬遷把《伯夷列傳》排在《史記》列傳的第一篇,意在表彰伯夷的高潔品行,而吳與弼在《日錄》中刻意將夢見先圣先賢放在開篇,無疑也在樹立心中的圣賢榜樣,且暗暗地將自己歸入儒家的圣賢譜系。可見,在編撰《日錄》的過程中,底稿原貌如何,吳與弼并不特別留意,他的中心意思是要通過這部日記,讓自己和圣學建立更緊密的聯系。
在許多時候,吳與弼都比照前賢來重新確立寫作的方向。如1425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瞥見晴光山色,卻并不多寫自然風景,而一定要緬想孔子千年前的舞雩之樂,寫自己的體會暗合孔子的理想?!度珍洝分性S多諸如此類的牽強聯想,固然可說吳與弼確乎如此省察,卻也不能排除他在重編日記時曾有意改寫。
由于這層緣故,在《日錄》中,標記年月的時間詞匯常被置于札記末尾。這表明吳與弼選編日記時,日常生活的時間性記錄不再那么重要,是否屬于通往圣賢之道的修習體驗才是入選《日錄》的主要依據。儒家心性修煉的內容壓倒了基于時間軸展開的日常生活,進一步消解了《日錄》的時間感,也將理學家札記的特征再度突顯。
二、與貧窮做斗爭
在寫定《日錄》時,吳與弼有意提升日記的理學省思濃度,但他所據的底稿畢竟內容十分豐富,許多生活瑣事與生存狀態(tài)無法排除。于是,與修身無關的情緒也不自覺流淌而出。如某天吳與弼在外南軒讀書后,覺眼睛痛,身體疲倦。他躺在床上,不知道往哪里安放這疲憊的心。吳與弼想起歸家十五年來,“歷艱辛實多,不堪回首”。從生活間隙出發(fā)的反省,是吳與弼《日錄》展開的主要手段。而他不堪回首的一生中,最艱辛的部分便是與貧窮作斗爭。在貧窮中讀書,在逆境中超越,構成《日錄》的主體內容。
在鄉(xiāng)居躬耕讀書的歲月里,吳與弼面臨的首要大敵無疑是貧困。據學者統(tǒng)計,《日錄》328條記錄中,“安于貧賤”和“克治脾氣”兩大自我省察的主題分別為41條和18條(王璐《明代儒家省過工夫的發(fā)展脈絡——以儒家修身日記為中心的考察》,《史學月刊》2020年第6期)。貧窮讓吳與弼學會了精打細算,1432年七月十二日夜晚,吳與弼在“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jié)用安貧而已。誓雖寒饑死,不敢易初心也”。道理悟得錚錚,他的內心也不能不因此起大變化。
貧窮每每激起吳與弼的憤怒和躁動,外加疾病纏身,故一想到家務事,吳與弼“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審視平生,實際上早在永樂八年(1410),吳與弼就意識到自己“氣質偏于剛忿”。這一年吳與弼二十歲,在南京從臺閣“三楊”之一的楊溥(1372-1446)學習,楊溥傳授他《伊洛淵源錄》,仿佛賜給他一面鏡子,讓吳與弼看清自己的壞脾氣。從楊溥處歸來后,吳與弼和老朋友李原道在秦淮河畔抵掌暢談,互相砥礪,勢要做一番克己工夫。不料此后十五六年間,吳與弼仍是“猖狂自恣”,“良心一發(fā),憤恨無所容身”。約1425年春天,三十五歲的吳與弼幡然悔悟,決定重拾早年刻意學道的志向,然而碰到逆事,他排遣不掉,心里依然不高興,克己復禮的工夫還是不到家。吳與弼重又鞭策自勵,提醒自己“讀書窮理,從事于敬恕之間,漸進于克己復禮之地”。
在《日錄》中,我們常能見到吳與弼一再提醒自己用心學道,除妄想,安于貧窮。然而,家務纏身,貧病交加,使他根本無法專心致志于圣賢經傳的學習。對此,他不憚于在《日錄》中自曝,說自己“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許多時候,吳與弼自認羞愧,預備繼續(xù)克服這些人性的弱點。實在克服不了,他也會抱怨,會重審圣人所處的語境,甚至懷疑圣人的處境并不如自己慘。譬如有一次貧困到極點,吳與弼就在日記中發(fā)泄道:“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湃丝治幢厝缥彷呏??!碧热羰ベt貧窮到這地步,難道會比我吳與弼做得更好?這恐怕是此時吳與弼內心真實的想法。
超越貧窮,駕馭貧窮,覓得一安身立命的辦法,是吳與弼能想通卻又時時窒礙猶豫的人生道理。畢竟,就吳與弼整個人生來說,是“貧病相因,讀書不前”??梢?,理學家的自省并非一勞永逸之事,是需要不斷鞏固的。在此,日復一日書寫的日記在記錄反復省察方面的優(yōu)勢便逐步體現出來。如某天日記中,吳與弼又抱怨:“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為學之志不能專一矣。”日記可以不斷復現日常生活,為日后反思人生提供了諸多印記。藉由日記,理學家可以清楚看見自己從前在道德和思想的進退。又一天,吳與弼“近晚往鄰倉借谷,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因為借稻谷,債上加債,吳與弼心境又亂了,又是經過一番心理掙扎方得心平氣和。不斷重復的理學心得語,容易使讀者厭煩,而吳與弼《日錄》中這些話至今讀來仍不覺無味,乃在于文本重復原本是日記的基本特征。
生活里每一次激起吳與弼自覺貧窮的事由都不一樣,日記寫來,又有微小差異。有一回是晚上收稻谷,吳與弼想起家用窘迫不能專門讀書。有一次是讀朱熹文集,家中點燈卻沒有油了,妻子只好燒柴火照明。又一回是十一月的夜晚,徹夜寒冷,吳與弼穿著單衣,將夏布加蓋在被子上捱過一晚。這些置諸日常情境的《日錄》故事,消解了理學的教條,也契合了日記的一般體例。通過《日錄》,可見吳與弼每一次貧窮的起因和化解貧窮的心路歷程雖大體相似,終于還有細微差別。這是人生的常態(tài),也是日記能夠容忍重復的特性。《日錄》許多種貧窮的體驗和應對貧窮的心法,因而可以被接受。換言之,日記享有不斷書寫重復生活的特權,可消解理學家不斷省察自身、重復超越人性的枯燥程度,使其訓示后學的方法不至于那么無聊。這就為《日錄》獲得更廣大讀者奠定了基礎。
此外,揆諸吳與弼的《日錄》,可見在官方敘事中,宣德、正統(tǒng)年間所謂“治教休明,民物康阜”的描繪社會盛況的文字并不可靠。至少,就大部分百姓而言,彼時僅僅是沒有戰(zhàn)亂,能在免于饑餓和窮困之間掙扎罷了。不然,應對貧困何以成為吳與弼生活的中心,成為不斷擺在底層讀書人面前的重大難題呢?吳與弼在《日錄》中將處貧、耐貧、超越貧窮而繼續(xù)志道向學的策略悉數公布,其書其學深受讀書人歡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讀書法門
吳與弼以布衣儒者聞名,然而世間的布衣無慮千萬,儒者無慮百千,吳氏能自樹立,關鍵還在讀書。讀書是吳與弼化解貧窮焦慮、整齊心氣的法門。在《日錄》中,可見吳與弼隨處讀書、隨分讀書。他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讀《論語》,覺得子思學說“亟當服膺”。每一部書,都是他走向成圣成賢的階梯。在《階梯與狂熱:一部書籍文化史》中,馬丁·萊瑟姆(Martin Latham)寫道:“人們克服重重困難在艱難環(huán)境下讀書的歷史不為人知卻英勇卓絕,他們的精神用‘鼓舞人心的實用主義’來形容最恰當不過?!北M管中國歷史上在艱難環(huán)境中讀書成才的例子不勝枚舉,不過以儒家踐履工夫細密寫出的,倒主要存在于理學家日記中?!度珍洝肪驼宫F了吳與弼面對逆境,不斷對外宣示“鼓舞人心的實用主義”。
鄉(xiāng)居耕讀生活中,吳與弼特重觀萬物以養(yǎng)心養(yǎng)氣。他有時“夜觀童子照魚,靜聽流水”,悟孔子“逝者如斯夫”的道理。有時,他躺在田壟間看農人勞作,覺“靜極,如無人世”。田園風光和農事勞作活動,成為吳與弼思考的背景板??此?、看天、看人漚田,沿途游覽,這一切鄉(xiāng)間的生活,讓吳與弼心情愉快,于是歸家焚香讀書,“風日和煦,攬景樂甚”。那些“隔溪藉草,臨流讀書”的景況,是鄉(xiāng)居生活好光景。在這一幅幅田園讀書的場景下,吳與弼書讀好了,理也明白了,心神也清爽了。這應當也是吳與弼對明道先生程顥“觀萬物生意”的效仿。
偶爾,吳與弼也下地干活,這是《日錄》所謂“適蔬園中,雖暫廢書,亦貧賤所當然”。他不為農事活動耽擱了讀書而后悔,而自認身處貧賤之中,勞作是理所必然的。況且這樣的勞作,與自然親近,別有收獲。如《日錄》云:“讀《孟子》,與野花相值,幽草自生,而水聲瑯然,延停久之,意思瀟灑?!贝笞匀徊粫唤怙L情,大自然只是呈現它原始的模樣,野花幽草,水流激蕩,被吳與弼遇見了,便與讀書進境相互映照感發(fā)了。
在日記中,吳與弼也一并開示讀書法。他的讀書法主要在交叉讀書,此法可提升讀書的時長和效果。他說,“讀《易》倦,觀《晦庵先生年譜》。”這一減緩疲倦的切換讀書法,使人想起當代學人裘錫圭對學生說:“你也不要整天搞甲骨,也需要休息?!菹⒌臅r候看看金文?!贝送?,吳與弼還認為讀書人處貧賤時,應當“隨分讀書”,即“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于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于中,可也”。如果眼睛太痛,就束書不觀,轉而誦書。在吳與弼,書是一日不可丟掉的。閱讀不動時,就誦它。有時候,他甚至對著野外大聲講誦,以此涵養(yǎng)工夫。
許多時候,吳與弼走向田間的小路上,也會默誦《中庸》字句,從容詠嘆。這些行為,常被人看作是“書呆子”作派,但在吳與弼,卻是“體于心,驗于事,所得頗多”。體力活重的時候,吳與弼累了,也會停下來想一想,甚至隱隱要抱怨。不過他每每能轉念一想:“每日勞苦力農,自是本分事,何慍之有?素貧賤,行乎貧賤?!笔柰ú豢斓男那?,只有讀書辦得到,這是吳與弼褒揚讀書功效的又一例。
四、馴服時間和日常生活
回憶是人生的常態(tài),書寫回憶因之也是日記的重要內容。那些時過境遷的事情,總能準確擊中人心最柔軟的部分,使日記作者在憶往思今里思緒萬千,惆悵難已。吳與弼《日錄》寫他讀《論語》“至年四十而惡焉,其終也已”,“不覺惕然”,因他也年近四十,能體會到孔子所說的道理。他深知作為老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嫌惡,豈能不深刻自???他在道路上碰到故友,發(fā)現友人“兩鬢已斑,不覺愴然。問其年方四十。頃之,此公熟視予鬢亦已斑矣。益為凄惻,久之方別。既而思平生碌碌,只此衰謝。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豈不信哉?”朋友之間對于衰老和時光流逝感嘆的互相確認,加深了吳與弼自省的力度??上В魇诺臅r光是無法追回的,馴服時間的辦法便只在回溯初心,并在往后的日子倍加珍惜光陰。
譬如,吳與弼看到自己二十歲時所作文章表達了有志于為圣賢的理想,可攬鏡自照,如今的自己卻是“非惟不能至圣賢,欲求一寡過人,且不可得。奈何奈何!”有一次,吳與弼又在《日錄》中感嘆“學德無成,而年光空老,平生之志不得遂矣。感恨何窮?”時光流逝,在平日看來是無所謂的,然而一旦回眸往昔,對照省察,難免感慨萬千。在吳與弼,更有無盡的懺悔,后悔自己忘了初心,后悔志學希圣的道路走得不篤實。然而,往日已一去不復返,他只能把希望寄托給下一代。他在《日錄》中諄諄呼吁:“安得好學茂年,痛傾此意!”吳與弼的歲月無多了,他想把人生的經驗和教訓通通說給好學的年輕人聽。這點衷心意思,或也是他刊布《日錄》的一大緣由吧。從這個角度看,《日錄》中有關回憶的敘寫可視作吳與弼公開的演說。
自然,吳與弼是有意為日記的,有意在日常生活中朝著圣賢的意思走。他時時把生活里的狀況和前賢的故事相映照,暗合了,就愉悅,悖逆了,就反省。生活就這樣不斷地被馴服著走成圣賢遺留的樣子,而《日錄》也就記載了這許多值得玩味瑣事。如:“小童失鴨,略暴怒。較之去年失鴨,減多矣。未能不動心者,學未力耳?!蓖蛠G了鴨子,他暴怒。女兒染上瘡疾,他因此不能專心讀書,一時之間也“躁急不勝”。這些憤怒,是尋常人難以免除的,也是我們讀吳與弼日記覺得親切的一大緣由。每每在這樣的憤怒之后,吳與弼總力圖尋找原因。譬如,有一回他暴怒過后,“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茍能之,又思曰:吾學圣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經過這么一次大費周章的思考,吳與弼找到了自己憤怒的緣由,更覓得不發(fā)怒的辦法。這些話,仿佛出自一位心靈導師袒露的心路歷程,使人親切,使人覺得他馴服日常生活的辦法可以效仿。
理學家的內心世界,總不免要與人的喜怒哀樂情欲作斗爭,贏了便近圣賢一步,倘敗下陣來,必會深入反思一番。故因事暴怒,胸中塊壘不消,是理學家所不愿見的。倘圣賢工夫到家,當在怒意未形之前,消釋它。與許多理學家相似,吳與弼的怒幾乎隨在皆有,他把這些馴服脾氣的歷程寫在日記中,抄在《日錄》中。也因此,制怒的心路歷程,《日錄》中記載得異常豐富。從中,我們又可見,日常生活何其難以馴服,而作為理學家的吳與弼確乎有令人敬佩的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吳與弼并非一個被道學觀念“吞噬”的理學家,《日錄》中對生活瑣事的描寫,足征理學修身僅僅是他生活的部分內容,而絕非生活的全體。他教女兒讀《論語》,去青石橋割稻子,在門口栽種竹子,到新房子授課心喜十分,坐在門外,對著滿書案的圖書、環(huán)侍的弟子,覺得“生意”滿滿。凡此,都是常人常情。這些舉措,在晚明理學家眼中已算得上是落入“世情窠臼”了。難得的是吳與弼寫出來了,讓我們看見明朝中前期理學的混元狀態(tài)。
自然,吳與弼刻意修身太過,一些行為也因偏執(zhí)而顯得迂腐,如某天日記載:“夜大雨,屋漏無干處,吾意泰然。”理念先行,將生活的所有東西都填進預設的框架中,不免使這類格物致知的故事因悖逆常理而略顯荒誕。
五、回向理學日記
在談論中國文學的自我書寫傳統(tǒng)時,人們常常注意到文學文獻中的自傳性書寫,而很少將這種現代性的寫作特征與理學家聯系起來。理學家修身、克己等工夫,呈現在語錄等文獻中,并不僅僅是哲學和思想的話題,在文學的自我書寫話題中也有重要意義。理學家善于書寫自我,他們喜歡描寫自己的思想和心靈進展。在許多語錄和言說中,他們一遍遍講述如何從一個愚鈍無知的人走向光明俊偉。那些通過讀書和自修走向名儒的經歷,是歷代理學門徒耳熟能詳的,其中一些經典故事更是躍出儒學之外,成為世俗教化策略的一部分。
吳與弼在自傳性的《日錄》中,通過有意的剪裁,將記錄日常的日記底本重組成具有修身意義的道德和智慧成長記錄。他在重組的過程中刪除的許多日常生活內容,我們已看不到。殘存的零星記錄,雖保存了以年份標記的時間線索,卻無法在時間維度上顯示生活的進程。通過選擇性呈現,有意排列,吳與弼將生活中具有理學特征的密鑰型內容擇取出來,以便讀者從中尋找更深層次的意義。這種有意識的編選策略,突顯了日記的理學特征,也是理學日記這一門類崛起的內在理由。
貧窮、農事勞作等,構成吳與弼《日錄》超越日常生活的外在障礙??紤]到明朝正統(tǒng)、景泰、天順、成化等時期大量底層讀書人一邊勞作一邊讀書,常態(tài)是貧困,則吳與弼《日錄》中所面臨的儒者困境及其超越策略,非常契合當時讀書人的價值觀。明英宗在復辟之后的天順元年,將吳與弼召至京師授太子左諭德,在籠絡士人的機心之外,顯然還特別看重吳與弼及其“崇仁學派”在逆境中耐苦的心性修煉主張。理學家日記由此不僅是理學家個人的修身冊,更是王朝意識形態(tài)公開教化的工具。
在理學家修身日記的譜系中,吳與弼及其“崇仁學派”居于重要位置。他們有別于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所討論的晚明理學家,不僅因所處時間在明代中前期,也緣于其理學日記尚不夠精密和系統(tǒng)。吳與弼將許多生活內容納入其中,這種敢于自曝的精神,值得稱許,卻也可見此期理學日記尚未經精心修飾。不過,這些修身日記最終仍然表現出日記的一般特征,即主人公最終呈現的是正面且值得謳歌的形象。在吳與弼的日記中,“59歲(1449年)之后的120余條日記中,因貧困和憤躁引起心理焦慮的記錄不再出現”(王璐《明代儒家省過工夫的發(fā)展脈絡——以儒家修身日記為中心的考察》),可見,日記所示的吳與弼最終戰(zhàn)勝了人性的諸多弱點,距離圣賢更近了。由此看來,《日錄》也是儒門的成功學著作。
吳與弼從日記中收獲了和平的心態(tài),想必也看到了日記在自我修身實踐中的廣闊用途,故一并將其納入日常教學。吳與弼給學生布置了寫日記的功課,提醒他們記錄“早晚所讀書,及視聽言動得失,應事接物當否,途中人家宿泊,凡交游姓名,皆須逐日札記,歸日要看”。這些具體要求已近似清代書院規(guī)定性的日記作業(yè)。不過如上要求僅是宋代以來日記傳統(tǒng)的復活,與宋儒黃榦的日記體式并無多大差別,仍多停留于生活表面的記載。惟有在對私密弟子的告誡中,吳與弼坦言希望他們記載內心世界,是所謂:“還家各記丁寧教,私錄工夫日日新?!保▍桥c弼《贈同行諸生》)個體內心世界的獨白,吳與弼也希望他們記錄,不過叮嚀的訓誡意味淡了許多。更多地,吳與弼只是以身作則,認真寫自家日記,傳示后學?!度珍洝访鞔_寫道:“打點平生《日錄》,感慨系之矣?!薄翱辞叭ツ辍度珍洝罚雽??!薄翱匆宜取⒈纭度珍洝?,感發(fā)多矣?!薄伴喗鼣的辍度珍洝?。萬事不必計較,徒勞心耳。”“看去年《日錄》,惕然興感!”《日錄》之于吳與弼,不是寫完就丟的冊子,而是用心經營,時時翻閱以自省的人生備忘冊。甚至《日錄》本身也成為吳與弼時時反省自我的寶貴資源。
《日錄》既是吳與弼不斷剖白與表演的舞臺,就不妨礙我們在修身之外,探究其他部分的價值。從吳與弼不斷翻閱自家日記的情況來看,《日錄》底稿對他而言意義非凡。于是,對吳與弼來說,重編日記就是在簿冊中以放大或縮小的方式來呈現自家面相。盡管理學日記想展示的理學家面孔并不那么可愛,也難以贏得當今讀者的熱愛,卻不并不能遮蔽它從一般日記中裁剪出來的事實。與生活意味濃厚、故事豐富的近代日記相比,明清時期的理學日記可能枯燥,卻絕不無聊,其中也有許多活潑潑的“生意”。探明這部分日記的屬性及其價值,是“中國近代日記探源工程”的必要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