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向理學日記—— 吳與弼《日錄》中的世情及其超越
吳與弼（1391-1469）是明代中前期的著名理學家，世稱康齋先生，江西崇仁人。陳獻章（1428-1500）、胡居仁（1434-1484）等一流儒學學者都出自他門下。吳與弼著述頗豐，所撰《康齋先生文集》十二卷，收有日記類著作《日錄》?！度珍洝冯m止一卷，卻是“一人之史”，“悉言生平所得”，堪為理學家日記的代表。至其所得，不過是理學家進德修業(yè)之類的尋常物事，大要在接近圣賢的工夫。解讀這類理學家日記，人們通常專注于日記中進德修業(yè)和修身的內容，而忽視其日常生活的一面。倘承認理學家日錄仍屬日記，只不過較為特殊而已，則并不難發(fā)現其中包蘊了許多世俗生活。而這些平凡的世俗生活，是認識理學家道學踐履必要的背景。
在近世理學家日記范式轉型過程中，吳與弼的《日錄》雖篇幅短小，卻是宋代理學家日記在明初復蘇的標志，對明代中后期的理學日記產生廣泛影響。吳與弼在理學譜系中尤重內省工夫，與他專心致力于《日錄》寫作有關。
吳與弼《康齋先生文集》卷十一所收《日錄》，明嘉靖刻本
一、有意編排的日記
談及中國古代日記寫作的主體，理學家日記常因枯燥無味而被忽視，實則理學家是中國古代日記寫作的主力隊伍。會計日常生活，考鏡治學修身的得失，是理學家日記的一般面目。然而，我們不妨設想，通常具有兩副面孔的理學家在寫日記一事上，往往和會計學家一樣，也擁有復式簿記。大部分理學家都有兩本日記，一本寫給自己，秘藏枕篋；另一本則經由自己或后生編纂，精心選擇，以便公諸天下。寫給自己的日記，在理學家而言自然珍秘十分，百般愛護，卻終于大部分還要有意銷毀。故理學家所能流傳后世的，常是本人或后生們意欲傳諸久遠的，是有意允許人們看見的那部分。于是，這些日記從私密到公開的過程中，理學家究竟如何刪改騰挪文字，令人好奇。
倘是理學后生或他人刪改，修改的環(huán)節(jié)與日記作者無關，我們不必深研。惟有理學家本人刪改日記的舉措，才可見他們究竟如何處理私密閱讀和私人心得?！度珍洝肥枪_的日記，它應當別有底稿。《日錄》中明確提及“明日書以自勉”等字眼，但刻本中的“明日書”已不存，足見吳與弼日記底稿遠較今存本更為豐富。此外，吳氏丙午年（1426）年一條札記中明確寫道：“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寫詩外南軒。嵐光日色，昽映花木……”這類保留明確日期的札記條目在《日錄》中尚存許多，進一步確證吳與弼別有日記底稿，而今存《日錄》僅是他有意流布后世的日記鱗爪。
從日記底稿到公開日記，理學家究竟做了哪些編排，以便樹立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形象？在見不到日記底稿之際，做一番以意逆志的推源溯流，同樣可窺測理學家如何通過日記重構人生。
《日錄》始于乙巳年（1425），這一年明仁宗朱高熾（1378-1425）改年號為洪熙，可惜當年就駕崩了。史書認為，這位相對賢明的君主一改明初苛政，重視文臣，推動改組內閣、寬平刑獄等一系列新政。類似舉措與年輕的吳與弼干系不大，但在經歷過正統(tǒng)、景泰和天順諸朝世變之后，吳與弼晚年將這部分內容挪到公開日記的開篇，且有意截取其中特殊的夢境作為開端，便賦予這個年份以特別的意義。
日記開篇講述的這個夢中，吳與弼和孔子、周文王同在南京崇禮街的舊宅。在東廂房中，兩位圣人在中間，吳與弼在西間，似乎在批閱周文王世系書。吳與弼把孔子的容貌看得清楚，他很想問兩位圣人：“人生知、安、行之心如何?！眱晌皇ト宋丛鞔穑@條日記也就此收束。我們無從判斷吳與弼這個夢的真?zhèn)巍Ｒ苍S他確實做了這樣一個夢，又或者他有意編造。不管怎樣，這一年的日記，《日錄》只選了這一條，且放在《日錄》開篇。就中的微言大義，不難想見。
在窺見孔子、周文王的夢之后，《日錄》的第二條又是一個夢。這一回吳與弼夢見了朱熹。在夢中，吳與弼隨侍在朱熹身邊，朱熹“顏色藹然，而禮甚恭肅”。夢以后仍是夢，且夢見的不是周文王、孔子，便是朱熹。《日錄》中如此的結構安排，很難說不是吳與弼有意的安排。
司馬遷把《伯夷列傳》排在《史記》列傳的第一篇，意在表彰伯夷的高潔品行，而吳與弼在《日錄》中刻意將夢見先圣先賢放在開篇，無疑也在樹立心中的圣賢榜樣，且暗暗地將自己歸入儒家的圣賢譜系。可見，在編撰《日錄》的過程中，底稿原貌如何，吳與弼并不特別留意，他的中心意思是要通過這部日記，讓自己和圣學建立更緊密的聯系。
在許多時候，吳與弼都比照前賢來重新確立寫作的方向。如1425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瞥見晴光山色，卻并不多寫自然風景，而一定要緬想孔子千年前的舞雩之樂，寫自己的體會暗合孔子的理想?！度珍洝分性S多諸如此類的牽強聯想，固然可說吳與弼確乎如此省察，卻也不能排除他在重編日記時曾有意改寫。
由于這層緣故，在《日錄》中，標記年月的時間詞匯常被置于札記末尾。這表明吳與弼選編日記時，日常生活的時間性記錄不再那么重要，是否屬于通往圣賢之道的修習體驗才是入選《日錄》的主要依據。儒家心性修煉的內容壓倒了基于時間軸展開的日常生活，進一步消解了《日錄》的時間感，也將理學家札記的特征再度突顯。
二、與貧窮做斗爭
在寫定《日錄》時，吳與弼有意提升日記的理學省思濃度，但他所據的底稿畢竟內容十分豐富，許多生活瑣事與生存狀態(tài)無法排除。于是，與修身無關的情緒也不自覺流淌而出。如某天吳與弼在外南軒讀書后，覺眼睛痛，身體疲倦。他躺在床上，不知道往哪里安放這疲憊的心。吳與弼想起歸家十五年來，“歷艱辛實多，不堪回首”。從生活間隙出發(fā)的反省，是吳與弼《日錄》展開的主要手段。而他不堪回首的一生中，最艱辛的部分便是與貧窮作斗爭。在貧窮中讀書，在逆境中超越，構成《日錄》的主體內容。
在鄉(xiāng)居躬耕讀書的歲月里，吳與弼面臨的首要大敵無疑是貧困。據學者統(tǒng)計，《日錄》328條記錄中，“安于貧賤”和“克治脾氣”兩大自我省察的主題分別為41條和18條（王璐《明代儒家省過工夫的發(fā)展脈絡——以儒家修身日記為中心的考察》，《史學月刊》2020年第6期）。貧窮讓吳與弼學會了精打細算，1432年七月十二日夜晚，吳與弼在“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jié)用安貧而已。誓雖寒饑死，不敢易初心也”。道理悟得錚錚，他的內心也不能不因此起大變化。
貧窮每每激起吳與弼的憤怒和躁動，外加疾病纏身，故一想到家務事，吳與弼“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審視平生，實際上早在永樂八年（1410），吳與弼就意識到自己“氣質偏于剛忿”。這一年吳與弼二十歲，在南京從臺閣“三楊”之一的楊溥（1372-1446）學習，楊溥傳授他《伊洛淵源錄》，仿佛賜給他一面鏡子，讓吳與弼看清自己的壞脾氣。從楊溥處歸來后，吳與弼和老朋友李原道在秦淮河畔抵掌暢談，互相砥礪，勢要做一番克己工夫。不料此后十五六年間，吳與弼仍是“猖狂自恣”，“良心一發(fā)，憤恨無所容身”。約1425年春天，三十五歲的吳與弼幡然悔悟，決定重拾早年刻意學道的志向，然而碰到逆事，他排遣不掉，心里依然不高興，克己復禮的工夫還是不到家。吳與弼重又鞭策自勵，提醒自己“讀書窮理，從事于敬恕之間，漸進于克己復禮之地”。
在《日錄》中，我們常能見到吳與弼一再提醒自己用心學道，除妄想，安于貧窮。然而，家務纏身，貧病交加，使他根本無法專心致志于圣賢經傳的學習。對此，他不憚于在《日錄》中自曝，說自己“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許多時候，吳與弼自認羞愧，預備繼續(xù)克服這些人性的弱點。實在克服不了，他也會抱怨，會重審圣人所處的語境，甚至懷疑圣人的處境并不如自己慘。譬如有一次貧困到極點，吳與弼就在日記中發(fā)泄道：“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湃丝治幢厝缥彷呏??！碧热羰ベt貧窮到這地步，難道會比我吳與弼做得更好？這恐怕是此時吳與弼內心真實的想法。
超越貧窮，駕馭貧窮，覓得一安身立命的辦法，是吳與弼能想通卻又時時窒礙猶豫的人生道理。畢竟，就吳與弼整個人生來說，是“貧病相因，讀書不前”?？梢?，理學家的自省并非一勞永逸之事，是需要不斷鞏固的。在此，日復一日書寫的日記在記錄反復省察方面的優(yōu)勢便逐步體現出來。如某天日記中，吳與弼又抱怨：“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為學之志不能專一矣。”日記可以不斷復現日常生活，為日后反思人生提供了諸多印記。藉由日記，理學家可以清楚看見自己從前在道德和思想的進退。又一天，吳與弼“近晚往鄰倉借谷，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因為借稻谷，債上加債，吳與弼心境又亂了，又是經過一番心理掙扎方得心平氣和。不斷重復的理學心得語，容易使讀者厭煩，而吳與弼《日錄》中這些話至今讀來仍不覺無味，乃在于文本重復原本是日記的基本特征。
生活里每一次激起吳與弼自覺貧窮的事由都不一樣，日記寫來，又有微小差異。有一回是晚上收稻谷，吳與弼想起家用窘迫不能專門讀書。有一次是讀朱熹文集，家中點燈卻沒有油了，妻子只好燒柴火照明。又一回是十一月的夜晚，徹夜寒冷，吳與弼穿著單衣，將夏布加蓋在被子上捱過一晚。這些置諸日常情境的《日錄》故事，消解了理學的教條，也契合了日記的一般體例。通過《日錄》，可見吳與弼每一次貧窮的起因和化解貧窮的心路歷程雖大體相似，終于還有細微差別。這是人生的常態(tài)，也是日記能夠容忍重復的特性。《日錄》許多種貧窮的體驗和應對貧窮的心法，因而可以被接受。換言之，日記享有不斷書寫重復生活的特權，可消解理學家不斷省察自身、重復超越人性的枯燥程度，使其訓示后學的方法不至于那么無聊。這就為《日錄》獲得更廣大讀者奠定了基礎。
此外，揆諸吳與弼的《日錄》，可見在官方敘事中，宣德、正統(tǒng)年間所謂“治教休明，民物康阜”的描繪社會盛況的文字并不可靠。至少，就大部分百姓而言，彼時僅僅是沒有戰(zhàn)亂，能在免于饑餓和窮困之間掙扎罷了。不然，應對貧困何以成為吳與弼生活的中心，成為不斷擺在底層讀書人面前的重大難題呢？吳與弼在《日錄》中將處貧、耐貧、超越貧窮而繼續(xù)志道向學的策略悉數公布，其書其學深受讀書人歡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讀書法門
吳與弼以布衣儒者聞名，然而世間的布衣無慮千萬，儒者無慮百千，吳氏能自樹立，關鍵還在讀書。讀書是吳與弼化解貧窮焦慮、整齊心氣的法門。在《日錄》中，可見吳與弼隨處讀書、隨分讀書。他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讀《論語》，覺得子思學說“亟當服膺”。每一部書，都是他走向成圣成賢的階梯。在《階梯與狂熱：一部書籍文化史》中，馬丁·萊瑟姆（Martin Latham）寫道：“人們克服重重困難在艱難環(huán)境下讀書的歷史不為人知卻英勇卓絕，他們的精神用‘鼓舞人心的實用主義’來形容最恰當不過?！北M管中國歷史上在艱難環(huán)境中讀書成才的例子不勝枚舉，不過以儒家踐履工夫細密寫出的，倒主要存在于理學家日記中?！度珍洝肪驼宫F了吳與弼面對逆境，不斷對外宣示“鼓舞人心的實用主義”。
鄉(xiāng)居耕讀生活中，吳與弼特重觀萬物以養(yǎng)心養(yǎng)氣。他有時“夜觀童子照魚，靜聽流水”，悟孔子“逝者如斯夫”的道理。有時，他躺在田壟間看農人勞作，覺“靜極，如無人世”。田園風光和農事勞作活動，成為吳與弼思考的背景板?？此?、看天、看人漚田，沿途游覽，這一切鄉(xiāng)間的生活，讓吳與弼心情愉快，于是歸家焚香讀書，“風日和煦，攬景樂甚”。那些“隔溪藉草，臨流讀書”的景況，是鄉(xiāng)居生活好光景。在這一幅幅田園讀書的場景下，吳與弼書讀好了，理也明白了，心神也清爽了。這應當也是吳與弼對明道先生程顥“觀萬物生意”的效仿。
偶爾，吳與弼也下地干活，這是《日錄》所謂“適蔬園中，雖暫廢書，亦貧賤所當然”。他不為農事活動耽擱了讀書而后悔，而自認身處貧賤之中，勞作是理所必然的。況且這樣的勞作，與自然親近，別有收獲。如《日錄》云：“讀《孟子》，與野花相值，幽草自生，而水聲瑯然，延停久之，意思瀟灑?！贝笞匀徊粫唤怙L情，大自然只是呈現它原始的模樣，野花幽草，水流激蕩，被吳與弼遇見了，便與讀書進境相互映照感發(fā)了。
在日記中，吳與弼也一并開示讀書法。他的讀書法主要在交叉讀書，此法可提升讀書的時長和效果。他說，“讀《易》倦，觀《晦庵先生年譜》。”這一減緩疲倦的切換讀書法，使人想起當代學人裘錫圭對學生說：“你也不要整天搞甲骨，也需要休息?！菹⒌臅r候看看金文?！贝送?，吳與弼還認為讀書人處貧賤時，應當“隨分讀書”，即“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于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于中，可也”。如果眼睛太痛，就束書不觀，轉而誦書。在吳與弼，書是一日不可丟掉的。閱讀不動時，就誦它。有時候，他甚至對著野外大聲講誦，以此涵養(yǎng)工夫。
許多時候，吳與弼走向田間的小路上，也會默誦《中庸》字句，從容詠嘆。這些行為，常被人看作是“書呆子”作派，但在吳與弼，卻是“體于心，驗于事，所得頗多”。體力活重的時候，吳與弼累了，也會停下來想一想，甚至隱隱要抱怨。不過他每每能轉念一想：“每日勞苦力農，自是本分事，何慍之有？素貧賤，行乎貧賤?！笔柰ú豢斓男那?，只有讀書辦得到，這是吳與弼褒揚讀書功效的又一例。
四、馴服時間和日常生活
回憶是人生的常態(tài)，書寫回憶因之也是日記的重要內容。那些時過境遷的事情，總能準確擊中人心最柔軟的部分，使日記作者在憶往思今里思緒萬千，惆悵難已。吳與弼《日錄》寫他讀《論語》“至年四十而惡焉，其終也已”，“不覺惕然”，因他也年近四十，能體會到孔子所說的道理。他深知作為老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嫌惡，豈能不深刻自??？他在道路上碰到故友，發(fā)現友人“兩鬢已斑，不覺愴然。問其年方四十。頃之，此公熟視予鬢亦已斑矣。益為凄惻，久之方別。既而思平生碌碌，只此衰謝。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豈不信哉？”朋友之間對于衰老和時光流逝感嘆的互相確認，加深了吳與弼自省的力度?？上В魇诺臅r光是無法追回的，馴服時間的辦法便只在回溯初心，并在往后的日子倍加珍惜光陰。
譬如，吳與弼看到自己二十歲時所作文章表達了有志于為圣賢的理想，可攬鏡自照，如今的自己卻是“非惟不能至圣賢，欲求一寡過人，且不可得。奈何奈何！”有一次，吳與弼又在《日錄》中感嘆“學德無成，而年光空老，平生之志不得遂矣。感恨何窮？”時光流逝，在平日看來是無所謂的，然而一旦回眸往昔，對照省察，難免感慨萬千。在吳與弼，更有無盡的懺悔，后悔自己忘了初心，后悔志學希圣的道路走得不篤實。然而，往日已一去不復返，他只能把希望寄托給下一代。他在《日錄》中諄諄呼吁：“安得好學茂年，痛傾此意！”吳與弼的歲月無多了，他想把人生的經驗和教訓通通說給好學的年輕人聽。這點衷心意思，或也是他刊布《日錄》的一大緣由吧。從這個角度看，《日錄》中有關回憶的敘寫可視作吳與弼公開的演說。
自然，吳與弼是有意為日記的，有意在日常生活中朝著圣賢的意思走。他時時把生活里的狀況和前賢的故事相映照，暗合了，就愉悅，悖逆了，就反省。生活就這樣不斷地被馴服著走成圣賢遺留的樣子，而《日錄》也就記載了這許多值得玩味瑣事。如：“小童失鴨，略暴怒。較之去年失鴨，減多矣。未能不動心者，學未力耳?！蓖蛠G了鴨子，他暴怒。女兒染上瘡疾，他因此不能專心讀書，一時之間也“躁急不勝”。這些憤怒，是尋常人難以免除的，也是我們讀吳與弼日記覺得親切的一大緣由。每每在這樣的憤怒之后，吳與弼總力圖尋找原因。譬如，有一回他暴怒過后，“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茍能之，又思曰：吾學圣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經過這么一次大費周章的思考，吳與弼找到了自己憤怒的緣由，更覓得不發(fā)怒的辦法。這些話，仿佛出自一位心靈導師袒露的心路歷程，使人親切，使人覺得他馴服日常生活的辦法可以效仿。
理學家的內心世界，總不免要與人的喜怒哀樂情欲作斗爭，贏了便近圣賢一步，倘敗下陣來，必會深入反思一番。故因事暴怒，胸中塊壘不消，是理學家所不愿見的。倘圣賢工夫到家，當在怒意未形之前，消釋它。與許多理學家相似，吳與弼的怒幾乎隨在皆有，他把這些馴服脾氣的歷程寫在日記中，抄在《日錄》中。也因此，制怒的心路歷程，《日錄》中記載得異常豐富。從中，我們又可見，日常生活何其難以馴服，而作為理學家的吳與弼確乎有令人敬佩的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吳與弼并非一個被道學觀念“吞噬”的理學家，《日錄》中對生活瑣事的描寫，足征理學修身僅僅是他生活的部分內容，而絕非生活的全體。他教女兒讀《論語》，去青石橋割稻子，在門口栽種竹子，到新房子授課心喜十分，坐在門外，對著滿書案的圖書、環(huán)侍的弟子，覺得“生意”滿滿。凡此，都是常人常情。這些舉措，在晚明理學家眼中已算得上是落入“世情窠臼”了。難得的是吳與弼寫出來了，讓我們看見明朝中前期理學的混元狀態(tài)。
自然，吳與弼刻意修身太過，一些行為也因偏執(zhí)而顯得迂腐，如某天日記載：“夜大雨，屋漏無干處，吾意泰然。”理念先行，將生活的所有東西都填進預設的框架中，不免使這類格物致知的故事因悖逆常理而略顯荒誕。
五、回向理學日記
在談論中國文學的自我書寫傳統(tǒng)時，人們常常注意到文學文獻中的自傳性書寫，而很少將這種現代性的寫作特征與理學家聯系起來。理學家修身、克己等工夫，呈現在語錄等文獻中，并不僅僅是哲學和思想的話題，在文學的自我書寫話題中也有重要意義。理學家善于書寫自我，他們喜歡描寫自己的思想和心靈進展。在許多語錄和言說中，他們一遍遍講述如何從一個愚鈍無知的人走向光明俊偉。那些通過讀書和自修走向名儒的經歷，是歷代理學門徒耳熟能詳的，其中一些經典故事更是躍出儒學之外，成為世俗教化策略的一部分。
吳與弼在自傳性的《日錄》中，通過有意的剪裁，將記錄日常的日記底本重組成具有修身意義的道德和智慧成長記錄。他在重組的過程中刪除的許多日常生活內容，我們已看不到。殘存的零星記錄，雖保存了以年份標記的時間線索，卻無法在時間維度上顯示生活的進程。通過選擇性呈現，有意排列，吳與弼將生活中具有理學特征的密鑰型內容擇取出來，以便讀者從中尋找更深層次的意義。這種有意識的編選策略，突顯了日記的理學特征，也是理學日記這一門類崛起的內在理由。
貧窮、農事勞作等，構成吳與弼《日錄》超越日常生活的外在障礙?？紤]到明朝正統(tǒng)、景泰、天順、成化等時期大量底層讀書人一邊勞作一邊讀書，常態(tài)是貧困，則吳與弼《日錄》中所面臨的儒者困境及其超越策略，非常契合當時讀書人的價值觀。明英宗在復辟之后的天順元年，將吳與弼召至京師授太子左諭德，在籠絡士人的機心之外，顯然還特別看重吳與弼及其“崇仁學派”在逆境中耐苦的心性修煉主張。理學家日記由此不僅是理學家個人的修身冊，更是王朝意識形態(tài)公開教化的工具。
在理學家修身日記的譜系中，吳與弼及其“崇仁學派”居于重要位置。他們有別于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所討論的晚明理學家，不僅因所處時間在明代中前期，也緣于其理學日記尚不夠精密和系統(tǒng)。吳與弼將許多生活內容納入其中，這種敢于自曝的精神，值得稱許，卻也可見此期理學日記尚未經精心修飾。不過，這些修身日記最終仍然表現出日記的一般特征，即主人公最終呈現的是正面且值得謳歌的形象。在吳與弼的日記中，“59歲（1449年）之后的120余條日記中，因貧困和憤躁引起心理焦慮的記錄不再出現”（王璐《明代儒家省過工夫的發(fā)展脈絡——以儒家修身日記為中心的考察》），可見，日記所示的吳與弼最終戰(zhàn)勝了人性的諸多弱點，距離圣賢更近了。由此看來，《日錄》也是儒門的成功學著作。
吳與弼從日記中收獲了和平的心態(tài)，想必也看到了日記在自我修身實踐中的廣闊用途，故一并將其納入日常教學。吳與弼給學生布置了寫日記的功課，提醒他們記錄“早晚所讀書，及視聽言動得失，應事接物當否，途中人家宿泊，凡交游姓名，皆須逐日札記，歸日要看”。這些具體要求已近似清代書院規(guī)定性的日記作業(yè)。不過如上要求僅是宋代以來日記傳統(tǒng)的復活，與宋儒黃榦的日記體式并無多大差別，仍多停留于生活表面的記載。惟有在對私密弟子的告誡中，吳與弼坦言希望他們記載內心世界，是所謂：“還家各記丁寧教，私錄工夫日日新?！保▍桥c弼《贈同行諸生》）個體內心世界的獨白，吳與弼也希望他們記錄，不過叮嚀的訓誡意味淡了許多。更多地，吳與弼只是以身作則，認真寫自家日記，傳示后學?！度珍洝访鞔_寫道：“打點平生《日錄》，感慨系之矣?！薄翱辞叭ツ辍度珍洝罚雽??！薄翱匆宜取⒈纭度珍洝?，感發(fā)多矣?！薄伴喗鼣的辍度珍洝?。萬事不必計較，徒勞心耳。”“看去年《日錄》，惕然興感！”《日錄》之于吳與弼，不是寫完就丟的冊子，而是用心經營，時時翻閱以自省的人生備忘冊。甚至《日錄》本身也成為吳與弼時時反省自我的寶貴資源。
《日錄》既是吳與弼不斷剖白與表演的舞臺，就不妨礙我們在修身之外，探究其他部分的價值。從吳與弼不斷翻閱自家日記的情況來看，《日錄》底稿對他而言意義非凡。于是，對吳與弼來說，重編日記就是在簿冊中以放大或縮小的方式來呈現自家面相。盡管理學日記想展示的理學家面孔并不那么可愛，也難以贏得當今讀者的熱愛，卻不并不能遮蔽它從一般日記中裁剪出來的事實。與生活意味濃厚、故事豐富的近代日記相比，明清時期的理學日記可能枯燥，卻絕不無聊，其中也有許多活潑潑的“生意”。探明這部分日記的屬性及其價值，是“中國近代日記探源工程”的必要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