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在北京的足跡
在北京芍藥居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院內，立有魯迅、茅盾、巴金等13位文學大師的塑像，其中一座有點特別，是一個趕驢的農(nóng)民模樣，這是“山藥蛋派”創(chuàng)始人、人民作家趙樹理先生，雕塑展現(xiàn)了其鄉(xiāng)土小說代表作《小二黑結婚》中的場景。
我有幸和先生是沁水同鄉(xiāng)。兒時隨父母回村，總會路過先生的老家尉遲村，并進親戚家歇腳，當時就聽到有關趙樹理的故事，也曾去過先生故居，拜謁過他的墳塋?？梢哉f趙樹理、“山藥蛋派”在我的家鄉(xiāng)是家喻戶曉。長大后來到北京求學，從事了文學工作，逐漸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先生的創(chuàng)作和人生履跡。先生心系鄉(xiāng)土，始終扎根在太行山上，也曾在北京生活十六年。了解清楚先生的北京足跡，成了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想法。
人民作家的赴京履職體驗
1949年4月初，因趙樹理所在的《新大眾報》全班人馬已從河北平山搬至北平，在回鄉(xiāng)安頓好家人后，他便緊跟步伐只身進了北平城。
趙樹理是以革命勝利者的身份、懷著要在城市文藝大眾化上闖出一條路子的宏愿進入北平的。由于他在解放區(qū)文藝界早已聞名，進京后，旋即密集應邀出席各類活動，其中較為代表性的有：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9月作為文藝界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10月1日登上天安門觀禮臺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國大典。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發(fā)了記者榮安的《中國人民政協(xié)代表訪問記：人民作家趙樹理》一文，人們熟悉的“人民作家”稱呼首次公開亮相。
趙樹理進京后第一個落腳點，是他的工作單位《新大眾報》的辦公地點西總布胡同30號（今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東門對面），該報后來陸續(xù)改組為《大眾日報》《工人日報》。所以趙樹理進京后，除了繼續(xù)深耕新聞出版領域，也在工會領域工作，還擔任工人出版社首任社長。巧的是，擔任總編輯的王春也是一位他的同鄉(xiāng)兼摯友。
第一次“文代會”閉幕后，趙樹理受邀加入諸多機構，成為全國文聯(lián)常務委員、全國文協(xié)常務委員、中國曲藝改進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戲曲改進會委員、《文藝報》和《小說月刊》編委，與田間共同負責全國文協(xié)（中國作家協(xié)會前身）創(chuàng)作部，任文化部戲劇改進局曲藝處處長，中央文學研究所（魯迅文學院前身）教師，開啟了他較為繁忙的一段京華履職初體驗。
趙樹理酷愛民間曲藝，進京不久后，他投身北京文聯(lián)工作，重點抓曲藝藝術，時常深入前門天橋地區(qū)觀摩民間藝人。勞動人民文化宮、大眾劇場、萬盛軒小戲院，都有他的身影，有時是出席首都文藝活動，有時是出席其風靡全國的個人作品改編劇《小二黑結婚》的公演。
1949年10月15日，他在北京前門箭樓上主持了北京大眾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會成立大會并當選為主席，繼續(xù)延續(xù)著他文藝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彼時他搬到了位于霞公府15號（今王府井北京飯店北面）北京文聯(lián)辦公地點的一幢日式小樓上居住，他住二樓，老舍先生住一樓。雖然全家還沒有搬到北京，但他的女兒趙廣建早先隨育英學校從河北進入北平，因此與他共同居住。
轉年，趙樹理在北京市文委支持下創(chuàng)辦《說說唱唱》并擔任主編。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代會召開，老舍當選主席，趙樹理與李伯釗、梅蘭芳共同當選副主席。當年底，他的母親、妻子、孩子到北京團聚，房子顯得局促，但一家人生活樂觀，形成良好家風。1957年趙樹理擔任《曲藝》雜志首任主編，1958年創(chuàng)立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并擔任主席，成為新中國曲藝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和組織者。我的家鄉(xiāng)沁水已連續(xù)多年舉辦趙樹理文化藝術節(jié)，在我的提議下，邀請全國曲藝名家和本土愛好者歡聚一堂，是對先生作為曲藝家一面的紀念和傳承。
進京初年，作為解放區(qū)作家代表、方向性作家、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最佳注腳的趙樹理，很快就涌入新中國文學潮頭。在經(jīng)歷對城市文學、工人文學探索的挫折后，1951年2月20日，為了延續(xù)和開掘自己熟悉的農(nóng)村題材創(chuàng)作，趙樹理進京后首次回鄉(xiāng)，前往晉東南地區(qū)體驗生活。此后在北京、山西間頻繁往返奔波，成為其在京生活地理上的主要特征。他很快就重新回歸了代表共和國主流敘事的文學航向。
1952年初，趙樹理開始擔任《人民文學》編委，除短暫中斷外，一直任職到他離開北京。1953年春，他調入中國作協(xié)擔任專業(yè)作家，同批熟識的還有周立波、張?zhí)煲?、冰心、艾青?0多位作家。因全國文協(xié)辦公樓搬入王府井大街64號，東總布胡同22號成為文協(xié)宿舍，趙樹理又一次搬家，住進了第三進院子北屋，鄰居有嚴文井、張光年、劉白羽、蕭乾等文學名家。
稿費買房的作家
有資料記載，趙樹理在京第一次買房，是1953年初在宣武門香爐營，花費11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shù)目，主要來源于稿費。當時一起買房的還有許多作家，他們響應國家號召自購房，以節(jié)約公房。事實上，從《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到《李家莊的變遷》，趙樹理一直是當時出版和譯介圖書最多的作家之一，最具國際影響力。1955年1月到4月，《人民文學》雜志連載了趙樹理長篇小說《三里灣》，這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的長篇小說，由通俗文藝出版社發(fā)行，多家出版社再版，累計發(fā)行近百萬冊，據(jù)說獲得數(shù)萬元稿費，成為當年最熱暢銷書。
因香爐營離中國作協(xié)辦公地太遠，趙樹理申請調整住近一點，1956年搬到煤渣胡同東口南北走向小胡同馬家廟2號（今協(xié)和醫(yī)院北門）居住，和劇作家吳祖光、新鳳霞夫婦成為鄰居。1957年因協(xié)和醫(yī)院擴建，搬到了更北一點的大佛寺西街37號（今中國美術館附近），其中幾間房還無償分給了中國作協(xié)年輕干部居住。1965年初趙樹理全家搬離北京，這里成為他在京期間最后，也是居住最長時間的一個居所。
為了感受當年的真實情景，前不久，我先后去了這幾處地址，彼此都不遠，總體都在東單、王府井附近的胡同里。原貌都已不存在，只有東總布胡同22號（今53號）、王府井大街64號（今王府井大街36號）還可見到當初模樣，但僅僅在這阡陌巷弄之間踱步一遭，就已經(jīng)能感到時光交輝的神奇，仿佛先生數(shù)十年前的京華生活畫面浮現(xiàn)了。
“老趙”在北京胡同里
能有如此多的細節(jié)，得益于近來閱讀《趙樹理年譜》，以及諸多作家紀念趙樹理的述文。與諸多文藝名家的交往成為趙樹理在京生活的佳話，人們口中“老趙”的故事，是從作品之外見證趙樹理精神品質、為人性情的途徑。
汪曾祺在《趙樹理同志二三事》中回憶他常吃“炒和菜蓋被窩”，其實就是春餅，在我的家鄉(xiāng)叫卷薄饃。嚴文井《趙樹理在北京胡同里》一文說他愛酒，量不大，喜歡獨酌，幽默形容花生米、豆腐干、蒜腸加二鍋頭為“三菜一湯”。老舍夫人胡絜青《老舍和趙樹理》中記錄趙樹理的喝酒方式是華北大車把式的方式，一路走，一路喝，一個酒鋪一杯，一仰脖，一飲而盡，不要任何佐酒的菜。通過其他一些資料，我了解到趙樹理在京期間依然愛吃家鄉(xiāng)的饸饹、鹵面，且愛吃白面做的。
在如此多的真摯交往中，感情最深的當推革命摯友、同學、同事、同鄉(xiāng)王春，他們1925年在山西省立第四師范相識，1939年在太行區(qū)共同辦小報《黃河日報》、共同發(fā)起通俗化研究會、一起辦《新大眾報》，一起進京在《工人日報》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王春去世后的幾年內，趙樹理堅持每月拿出三十元錢補貼其家用。
趙樹理在京期間，無時無刻不牽掛著家鄉(xiāng)父老。1956年農(nóng)歷九月，他拿出一千元稿費寄給尉遲村支持建設西溝水庫。1958年冬，趙樹理更是申請回到晉東南，擔任陽城沁水合并后的陽城縣委書記處書記，1961年才回京。當然，每當北京有會議和文藝、外事活動號召，他都按要求回京參加，如出席中共八大、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待外賓，先后到河北、大連、黑龍江、海南、廣西、湖南等地看戲、采訪，去前蘇聯(lián)、朝鮮等國出訪。
他一直活躍在首都文藝舞臺，在有些場合，他還不忘唱上一曲上黨梆子，助推家鄉(xiāng)的地方曲藝走向全國。1962年5月晉東南上黨梆子劇團進京演出《三關排宴》，在趙樹理的組織陪同下，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到場觀看，李先念、羅瑞卿、烏蘭夫、包爾汗、李雪峰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看完全場。
十六年的北京生活，在趙樹理先生的一生中占據(jù)較大篇幅，究其本質是從農(nóng)村走向城市，從舊社會走向新中國，從革命者、農(nóng)民成為首都文藝工作者的轉折，個中情狀不可不精勾細描。其一生緊貼人民、大地筆耕不輟，貢獻出一系列農(nóng)村題材文學佳作，在風云變幻中始終堅持和人民在一起，至今仍是人民藝術家的生動詮釋。探尋趙樹理先生北京足跡，或許將成為我們深入研究趙樹理創(chuàng)作，挖掘趙樹理精神，尤其是體察其作為一個普通人“老趙”自身人格魅力的一個新的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