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談《幻想底盡頭：穆旦傳》：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盡頭”
穆旦（1918-1977），中國現(xiàn)代卓越的詩人、翻譯家，上世紀90年代后聲譽日隆，甚至被學界推舉為“新詩第一人”。
穆旦，攝于1949年去往美國的船上
易彬，中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不同面向和維度深耕穆旦研究二十余年，曾出版《穆旦年譜》《穆旦與中國新詩的歷史建構(gòu)》《穆旦詩編年匯?！贰赌碌┭芯抠Y料》等學術成果。
易彬此前的穆旦研究成果
2012年，易彬撰寫的《穆旦評傳》出版，成為了解穆旦其人其詩的綜合性讀本。近日，此書更名為《幻想底盡頭：穆旦傳》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增訂新版，內(nèi)容上有大幅調(diào)整。書名“幻想底盡頭”出自被認為是開啟了穆旦晚年寫作的《智慧之歌》：“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這是一片落葉飄零的樹林，/每一片葉子標記著一種歡喜，/現(xiàn)在都枯黃的堆積在內(nèi)心?！币妆蜃允觯骸皩ⅰ孟氲妆M頭’用作書名，是想強化對于穆旦生命形象的展現(xiàn)?！彼Ｍx者能從這個書名中讀出兩層含義：“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盡頭’。”澎湃新聞就穆旦研究等相關話題對易彬進行了專訪。
易彬，湖南長沙人，文學博士，先后畢業(yè)于湖南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新詩、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中外文學關系等方面的研究
澎湃新聞：《幻想底盡頭：穆旦傳》應當可以算作《穆旦評傳》的增訂版，你覺得比較值得一提的增訂內(nèi)容有哪些？
易彬：得益于日益繁盛的各類數(shù)據(jù)庫和活躍的網(wǎng)絡交易平臺，近年來，穆旦文獻的發(fā)掘工作有了大幅推進。比如，隨著作品及原始書報刊信息的更多發(fā)掘，穆旦的寫作與發(fā)表的局勢更為清晰；遠征軍、大西南、東北及上海與南京等重要時期均獲得了更多文獻的支撐，情感故事多有豐富；新中國之后的思想總結(jié)、交代、外調(diào)等檔案類材料也大幅增加；此外，也還有較多細節(jié)得到了更清晰的厘定。相較而言，遠征軍經(jīng)歷、東北《辦報》經(jīng)歷、情感故事以及回國初期、1960年代后期等跟檔案類材料密切相關的階段要更為突出一些。
澎湃新聞：文獻翔實是這部傳記非常突出的特色，能談一談你的學術動因嗎？
易彬：我希望通過盡可能翔實的文獻，展現(xiàn)一個更豐富、更立體、也更貼合歷史的傳記形象。換言之，我希望能更多地貼著穆旦來寫。但這其實也是矛盾所在。因為有意和無意的原因，穆旦留給世人的是一個“沉默的詩人”形象。傳主的這種特殊性確實給寫作帶來不小的障礙，但也并非不可以藉助其他方面來彌補。與此同時，傳記知識背景的拓展也很重要，如何覆蓋穆旦的全部人生并與其所處紛繁蕪雜的時代之間建立實有的關聯(lián)，如何盡可能進入歷史的內(nèi)部并接近事實的核心，決非易事。凡此，都需要勘察大量的原始文獻，縷析各類因素并對可能存在的問題提出辯駁。
穆旦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現(xiàn)代主義詩人形象，他有著更為豐富的生命形態(tài)，這種豐富需要得到大量的文獻支撐。我先期所做《穆旦年譜》《穆旦詩編年匯?！返裙ぷ魈峁┝俗钣辛Φ膸椭Ｄ切┚哂胸灤┬缘奈墨I，可與穆旦的寫作、人生之間建立內(nèi)在的序列，比如作品的版本譜系。穆旦算得上是現(xiàn)當代中國最勤于修改的詩人，結(jié)合詩歌的寫作時間、不同版本所做的辨析可謂貫穿于這本書，而以晚年部分最突出。若沒有這條線索，穆旦寫作的某些秘密，特別是生命末期的境遇將會有不同程度的遮蔽。又如檔案，它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輔助性材料，它就是穆旦的經(jīng)歷本身，是寫作線索乃至隱形結(jié)構(gòu)，沒有檔案，“外文系事件”——穆旦回到新中國之后的第一次重大遭遇——幾句話就可帶過。而1947年在東北所辦的小報《新報》在1960年代末期遭遇頻密的外調(diào)，看似意外，卻正可視作歷史留在穆旦“個人的生命上”的深深印痕。
歷史有遺忘本性，20世紀政治文化語境又錯綜復雜，總有大量的細節(jié)隱藏在歷史褶皺之中，傳記的使命就是盡可能打開它。我相信敘述本身的力量，不需要預設，也無須感慨，繁復的文獻與充盈細節(jié)自會閃爍它們的光芒，照亮這位中國詩人并不順暢的一生和他所處的風云變幻的時代。所以，希望讀者有耐心讀下去，一直讀到詩人最后的命運。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易彬/著，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志eons，2025年2月版
澎湃新聞：這次把穆旦自己的詩句“幻想底盡頭”引作書名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易彬：將“幻想底盡頭”用作書名，是想強化對于穆旦生命形象的展現(xiàn)，希望讀者能從這個書名中讀出兩層含義，首先是“幻想”，然后才是“盡頭”。在人生不同的階段，穆旦都有過熱烈的或者說美好的“幻想”，卻往往遭受了挫敗。1942年奔赴緬甸戰(zhàn)場，滿腔熱情很快就遭遇了慘烈的現(xiàn)實，幾乎葬身于緬北叢林?！痘孟氲壮丝汀肪褪亲饔谶@一年12月，開頭的詩句“從幻想底航線卸下的乘客，/永遠走上了錯誤的一站，/而他，這個鐵掌下的犧牲者，/當他意外地投進別人的愿望”，要表達的是自己成為戰(zhàn)爭的“犧牲品”，自己的熱情乃至生命不過是“意外地投進別人的愿望”?？箲?zhàn)勝利終于重返闊別八年的北京，想脫離軍隊卻發(fā)現(xiàn)只有軍人有辦法。1946年到天寒地凍的東北辦報，秉持報人的良心勤勉工作，報紙卻最終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查封。參加青年軍公費留學考試被取錄，1948年到南京索取外匯卻終無結(jié)果。其間還大病一場，若非救治及時，將有生命危險。1953年滿懷熱情地從美國歸來，夜以繼日地翻譯俄蘇文學作品以向新中國獻禮，一年多后就因“外文系事件”而受到處罰，且隨后又成為“肅反對象”，1958年底更是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由法院正式宣判管制三年。1957年受到“雙百方針”的感召發(fā)表若干詩篇，隨即受到批判。1960年代之后，在遭受磨難期間，仍埋頭翻譯，既希冀“以譯詩而收心”，又懷有文藝復興的夢想沖動，所得到的反饋始終寥寥?；谶@樣的人生線索，1976年3月，摔傷了腿的穆旦寫下《智慧之歌》，感慨“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不能不說是有非常切實的人生含義在。
同時代人鄭敏對于穆旦1947年所寫《三十誕辰有感》的評價或許有助于這種理解。這首詩不是書寫“三十而立”這等生命的歡欣，而是直面“至高的虛無”，描摹了個體在現(xiàn)代社會的“毀滅”。其中的詩句“在過去和未來兩大黑暗間，以不斷熄滅的，/現(xiàn)在，舉起了泥土，思想和榮耀”，鄭敏評價說：“‘不斷熄滅’，包含著不斷再燃，否則，怎么能不斷舉起？這就是詩人的道路，走在熄滅和再燃的鋼索上。絕望是深沉的”，“然而詩人畢竟走了下去，在這條充滿危險和不安的鋼索上，直到突然頹然倒下”（1977年）。這種不斷的“熄滅”“再燃”……直到最后的“頹然倒下”，映現(xiàn)著穆旦的全部命運?！盎孟氲妆M頭”也是“幻想”燃燒，不斷的“熄滅”“再燃”……終至到了“盡頭”。
澎湃新聞：陳伯良的《穆旦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是國內(nèi)最早出版的穆旦傳記，陳先生是穆旦祖籍地海寧的地方文史工作者，雖然他寫的這本傳記重在挖掘詩人的生平經(jīng)歷，很少涉及詩歌本身，但在當時收集了不少一手材料，應該說功不可沒。你們有過交流嗎？
易彬：陳伯良先生是我特別感念的一位長者，與他交往的故事值得單獨講述。先是我收到他通過《文匯讀書周報》輾轉(zhuǎn)寄來的初版《穆旦傳》，后來我們在天津和海寧有過見面。去海寧的時候，我?guī)狭恕赌碌ú榱煎P）年譜長編》的打印初稿（就是后來的《穆旦年譜》），請伯良先生“批評批評”，哪知他“當了真”，不久就收到了他言辭懇切的信，稱盡管“字債、詩債、文債”以及外出參觀等事纏身，但“年譜長編的校讀是件首要大事”，“一邊看，一邊查找有關資料，一邊記下，一邊在電腦上手寫”，“估計全部完成還有些時間”，“深恐您勞心記掛，特先把情況奉告”。約一個星期之后，就收到他掛號寄來的一封厚信，其中有對年譜稿的校讀意見，以及賀祥麟、俞維德、朱磊、魏宏運等歷史當事人的材料。校讀意見長達7頁，用的是對一位耄耋老人而言過于偏小且偏密的樣式，五號字體、單倍行距，共99條，少數(shù)是指陳書寫錯誤，更多的是從各類資料中搜檢出來的補充性或校訂性的材料。
這是我全部研究經(jīng)歷之中所收到的最為翔實的校讀材料。想來，我與伯良先生的交往其實有限，而對于像我這樣一位與他從事同樣一個個案研究的人，他毫無保留地搬出他的藏書、他的資料、他的看法，并且為之展開逐頁逐行的校讀，這樣一種“赤子之心”時常令我感奮，也不斷地督促我沉潛下來，不為時、為勢所動，扎扎實實地做些研究。
澎湃新聞：新版書中我印象比較深的地方是關于楊苡回憶穆旦的部分。你在二十多年前就為了研究穆旦采訪過楊苡。2023年《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出版，內(nèi)含大量文壇掌故，深受讀書界關注。根據(jù)楊苡最新的口述，她本人似乎曾與穆旦有過一段曖昧的情感，這是你在二十多年前采訪楊苡時未能獲知的信息？如何看待這種或有意或無意的“隱瞞”？
易彬：關于這段情感，楊苡老師的原話是：“More than friendship, less than love”。2002年的時候，穆旦友人們的敘述全是第三人稱視角，是站在朋友角度的描述或轉(zhuǎn)述，其中有“穆旦早年有過多次戀愛經(jīng)歷，但他絕不是唐璜式的人物。他是得不到”這樣的說法。萬衛(wèi)芳、曾淑昭這兩位女主角都是第一次披露出來。若非這一回憶，讀者對于穆旦愛情故事的認識至少要晚十多年。
二十年之后的楊苡口述中，原先的人物與故事還在，但多了她自己與穆旦的故事，而且篇幅還很不小。說實在的，最開始讀到的時候很驚訝。有意思的是，也不是我自己先讀到，而是在比較短的時間內(nèi)，先后有朋友發(fā)鏈接過來，詢問是否可靠。個中情形，我簡略地寫進了《穆旦年譜》的“后記”?？赡苁且驗樵谶@部書稿進入二校的時候，還讀到了《南方周末》2024年刊登的《穆旦在南京，1948》，這是之前重慶階段的故事的后續(xù)發(fā)展。對于朋友們的詢問，我給出的看法是：有一些細節(jié)可以在穆旦的相關文獻中找到佐證，也可以藉此展開某種辨詰或糾正；有的則是獨此一家，當事人全已不在，無從找到相關的線索。而因為有過2002年的采訪，所以，我的感受跟楊苡口述自傳的讀者應該會很不一樣。相比于今日讀者驚訝于楊苡老師對于往事的沉湎以及其中一些饒有意味的細節(jié)，我倒是有些好奇時間所留下的縫隙，即間距二十年的兩種口述中圍繞穆旦戀愛這件事所出現(xiàn)的主角偏離——更確切地說，是新主角的出現(xiàn)。
《穆旦年譜》出版在前，而且，限于體例，書中也只能編入相關信息。在《穆旦傳》中，我展開了一些討論：穆旦的初戀對象萬衛(wèi)芳是一個無名者，若非跟穆旦有過交往，大概無人會關注她；而若無楊苡的講述，兩人的故事或終將陷入無人察知的境地。而即便如此，關于她的全部線索也不過幾條而已。曾淑昭后來嫁入名門，當初她原本打算將穆旦給她的信、詩稿和照片交還給本人卻未果，可以設想，這些什物一旦送達，日后將無法存留，而它們一直在曾淑昭的手邊，陪伴她從上海到曼谷、臺灣和美國，直到2014年，年屆90歲的她才（有機會）最終講出當年的故事。這些大概都只能歸為謎一般的命運。
百歲老人楊苡大概也是不想帶走她和穆旦的故事吧。當年穆旦在給她的信中感慨共同的友人蕭珊之死，“究竟每個人的終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了一個，便少一個，終于使自己變成一個謎，沒有人能夠了解你”。楊苡老師在二十年前閉口不談，隨后在給我的信中繼續(xù)談到了萬衛(wèi)芳而仍不觸及這一話題，可能是沒有談論的契機吧。二十年后，她終于全盤托出——“秘密”終得公開，但正如穆旦的戀愛故事所示，這種講述本身就是一個謎。
澎湃新聞：你自己發(fā)現(xiàn)的比較珍貴的與穆旦有關的材料（如此前未公開的書信、手稿、親友口述等等）有哪些？
易彬：與其說我發(fā)現(xiàn)了更珍貴的資料，不如說我比別人更專注、工作做得更細致、掌握的文獻更全面。這首先自然是二十余年來持續(xù)工作所累積的結(jié)果，時間的長河總會顯示它的效力。
2002年采訪楊苡、杜運燮、江瑞熙（羅寄一）、鄭敏這四位穆旦同學的時候，還是第一次做類似的工作，經(jīng)驗不足，訪問技術也粗糙，但幾位老人來談論穆旦，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內(nèi)容足夠豐富，道出許多非親歷者不能體察的信息，也留下了不少有意味的話題與線索。而后，我逐漸有了更明確、也更自覺的文獻搜集意識，與楊苡老師的交往和通信持續(xù)了幾年，與穆旦的子女、親屬、當年的友人有過會面和交流，有機會見到穆旦所遺留的藏書，訪問了多位南開大學的同事，也比較早地接觸到了南開大學檔案館所藏穆旦（查良錚）的完整檔案。在我去接觸之前，大多數(shù)上述信息從未聚攏成型，也未公開披露。我沒有機會獲得未公開的穆旦手稿或書信，但這些已經(jīng)足夠保證十多年前出版的《穆旦年譜》《穆旦評傳》的文獻厚度。
此后十多年，穆旦文獻的發(fā)掘工作又有大幅推進，這也促成了年譜和傳記的修訂。但其實，原始書報刊、檔案材料的查閱，每位研究者都能勝任，數(shù)據(jù)庫和網(wǎng)絡交易平臺的信息更是大家所共有的，我并沒有更獨特的路徑，不過是專注度更高，且多積累了一些文獻查找和搜集的經(jīng)驗而已。須知即便是數(shù)據(jù)化時代，也有搜索技巧，文獻本身并不會自動呈現(xiàn)，要反復去嘗試各種搜索的可能性。
澎湃新聞：你在“后記”中提到一位網(wǎng)上結(jié)識的陌生朋友，給你寄過穆旦詩集《旗》，也寄過穆旦交代材料的復印件，這樣的驚喜畢竟可遇不可求，如何看待類似的饋贈？
易彬：2015年之后，坊間出現(xiàn)了多批穆旦的檔案類材料，先是1953年回國之初的相關表格，后來又有1968年之后的個人交代及相關外調(diào)材料。這些原本是應該歸入穆旦的檔案卷宗，不知為何流散于坊間。后一批材料，多位朋友給予了熱情的幫助，也包括那位至今尚未謀面的朋友在內(nèi)，令我可以進行比較完整的研究，這是需要特別銘記的。經(jīng)常也有朋友給我發(fā)來不大易見到的相關文獻，或者幫忙查找，比如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見到的檔案、民國報刊上發(fā)表的文獻、拍賣現(xiàn)場的信息等。當然，我發(fā)現(xiàn)一些其他作家的比較稀見的文獻，也會及時反饋給從事這一研究的朋友。“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我希望能在師友間營造一種良好的互助氛圍。
澎湃新聞：但撰寫傳記所需更多的材料恐怕還要自己去搜尋，這個過程應該多有波折，能否舉一兩個例子？
易彬：毫無疑問，跟寫作有關的文獻終歸還是得自己去一一搜尋。波折總是有的，在數(shù)據(jù)庫尚未普及的時代，查找原始報刊文獻多有不易，經(jīng)常會有查不到的苦惱。因為原始報刊無法查看而去翻閱影印本或縮微膠卷的時候，經(jīng)常會遇到缺藏、缺頁或者字跡漫衍而難以識別的情形。檔案也是多次努力才得以查看。遺址如長沙臨時大學南岳分校，因為目前是軍事區(qū)域，一開始要進入也不順利。
不過，基于二十多年的研究歷程，我更看重的是文獻局面的打開。穆旦未能活到“新時期”，沒有機會在一個開化的時代來講述自己的故事，這確實會導致其傳記材料偏少的狀況，在檔案未披露、數(shù)據(jù)庫不普及的時代，情形或更顯窘迫。但如今，曾經(jīng)的很多障礙已大致解決。而在資訊如此發(fā)達、搜索如此便利的時代，對找不到的東西也無需焦慮，說不定哪天就遇到了，也可能真無法找到，遺忘與湮沒原本就是歷史的常態(tài)。
澎湃新聞：穆旦成熟的新詩語言常被認為“晦澀”“現(xiàn)代”，明顯受到艾略特、奧登等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人的影響，這種風格的形成是否就始于西南聯(lián)大時期？
易彬：在1937年秋冬的南岳山中——長沙臨時大學南岳分校，親炙英國詩人、批評家威廉·燕卜蓀的教導是關鍵性的。穆旦與周玨良曾幸運地從燕卜蓀那里借得威爾遜的《愛克斯爾的城堡》和艾略特的《圣木》，也曾和他討論對于“自由詩”的看法。而據(jù)王佐良記載，燕卜蓀的《現(xiàn)代詩》課，“內(nèi)容充實，選材新穎，從霍甫金斯一直講到奧登”，“對于沉浸于浪漫主義詩歌中的年輕人，倒是一副對癥的良藥”，燕卜蓀讓“正苦于缺乏學習的榜樣”的學生們“慢慢學會了如何去體會當代敏感”。
1937年11月，穆旦在南岳山中寫下的、后來被列為第一部詩集《探險隊》之首的《野獸》，即已展現(xiàn)出現(xiàn)代主義風格。后來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詩》《五月》《蛇的誘惑》《從空虛到充實》等，都有顯在的現(xiàn)代主義的探索意味。不僅僅如此，在西南聯(lián)大學習和工作期間，穆旦還翻譯了路易·麥克尼斯的《詩的晦澀》、麥可·羅勃茲的《一個古典主義的死去》以及臺·路易士的長詩《對死的秘語》等奧登同時代人的理論與詩歌作品，可視作更深層次的理論體悟與技巧研習。
澎湃新聞：1942年穆旦參加中國遠征軍，作為隨軍翻譯奔赴緬甸抗日戰(zhàn)場，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轉(zhuǎn)折時刻，殘酷的戰(zhàn)爭經(jīng)歷對穆旦后來的生活和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
易彬：放棄西南聯(lián)大的教席而奔赴緬甸戰(zhàn)場，是穆旦生命中的關鍵事件，是一大轉(zhuǎn)折點。關于這一經(jīng)歷，有一個文獻遮蔽的問題。穆旦的大學同學王佐良稍后在《一個中國新詩人》中說，從軍歸來的穆旦很少講述戰(zhàn)場的故事，沒有“虛假的英雄主義的壞趣味”，“他本人對于這一切淡漠而又隨便，或者便連這樣也覺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他才說了一點”。這個說法給人的印象很深刻，在比較早的時候，讀者只能看到穆旦的相關詩歌，而看不到穆旦的自述文字。
不過，近年來新發(fā)現(xiàn)了穆旦當時寫的幾篇散文，在從軍之初寫的《光榮的遠征》，如題目所示，著眼于“光榮”，有著戰(zhàn)爭初期的興奮感?！秶娫谟《取穼懙氖浅吠说接《戎蟮那樾?，文章中間段落的筆觸近于《光榮的遠征》，但語調(diào)更顯平實，多是情況通報，也有弘揚士氣之效，而開頭與結(jié)尾段落，語氣則比較低沉，情緒上更近于稍后所作《苦難的旅程——遙寄生者和紀念死者》——此文語調(diào)非常悲愴，書寫了在緬北叢林撤退途中，在“文明的世界看不到”的地方，所遭遇的饑餓、痛苦、死亡、精神的變異、自然的可怕、希望的渺茫。在這篇文章被發(fā)掘出之前，讀者已經(jīng)能夠看到從軍與死亡經(jīng)歷在穆旦詩歌中留下的陰影，寫作量的明顯減少，且都有強大的精神張力；看到長詩《隱現(xiàn)》由個人的戰(zhàn)爭體驗而引發(fā)對于現(xiàn)代文明的思考；也看到1945年隨著抗戰(zhàn)勝利的到來，穆旦寫作呈爆發(fā)之勢，一連寫下十多首跟戰(zhàn)爭有關的詩歌，而作為收束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恰如《苦難的旅程》，書寫的是在死亡線上穿行的魅影，被窒息、饑餓、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自然強力緊緊逼壓著的生命，“祭歌”最終成為人的“祭歌”，在戰(zhàn)爭中死去的個體也不過是一個個終將被湮沒、被摧毀、被歷史所“遺忘”的渺小生物。詩歌的旨意原本也是清晰的，而有了《苦難的旅程》這樣的文章，讀者更能理解何以穆旦全無“英雄主義的壞趣味”或勝利者的喜悅，他原本就是一個隨部隊倉皇撤退、在野人山里輾轉(zhuǎn)幾個月、目睹了大量的死亡、自己也差點死去的“失敗者”啊。
這一經(jīng)歷對穆旦生活大有影響，可以說，直接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從軍歸來的穆旦沒有重回西南聯(lián)大，曾一度在軍隊里輾轉(zhuǎn)謀生，與羅又倫將軍建立了私誼。1946年去東北辦報是以復員青年軍人的名義，去美國留學也是以這一身份考取了公費留學。當然，從1950年代之后一連串的遭遇來看，這一經(jīng)歷對穆旦還有更深遠的影響。
澎湃新聞：穆旦1949年赴美留學，其間和周與良結(jié)婚。195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詩歌翻譯。作為1950年代大批留美歸國學生中的一員，當時穆旦的政治立場和思想狀況如何？
易彬：進步、愛國，用來形容穆旦是非常合適的。一個不愛國的人，顯然是不會在1953年回到百廢待舉的新中國的。穆旦妻子周與良的幾篇回憶文章都描述了穆旦在美國時期的思想狀況：當時在回國問題上，“許多同學都持觀望態(tài)度”，“學理科的同學主要顧慮國內(nèi)的實驗條件不夠好，怕無法繼續(xù)工作；學文科的同學更是顧慮重重”。而穆旦“經(jīng)常和同學們爭辯，發(fā)表一些熱情洋溢的談話”，以致同學們懷疑他的政治立場，而這也可能引起了美國特務的監(jiān)視。在留學期間，穆旦學了三個學期的俄語，是班上的俄語冠軍，其目的是“為了迎接祖國的解放，為向中國讀者介紹俄國文學”。因為這種有意識的準備，歸國后穆旦能在很短的時間翻譯出版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普希金詩歌等俄語作品。拿到學位后，穆旦“不找任何工作，一心要回國”，但回國過程比較曲折。周與良是植物學博士，而當時美國政府已收緊政策，不允許讀理工科博士畢業(yè)生回國，美國教授也不同情他們返國。最終是在一位跟移民局關系很熟的猶太律師的幫助下，并因“歸意堅決”而得到美國教授所寫證明“所學的無實際用途而且美國不需要”的信，才得以成行。
但是，我同時又覺得，基于穆旦在1949年8月、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赴美留學這一事實，僅僅強調(diào)“愛國”可能還不夠。最“愛國”的舉動應該是一直留在國內(nèi)，投入到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當中去。在書中，我將穆旦的“出走”與“歸來”看作是具有對照性的行為，簡而言之，結(jié)合穆旦1940年代末期的個人境遇來看，離開中國很可能也包含了“憂憤出走”的含義。矗立在穆旦面前的，可能并非新的體制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美好圖景，而是如其詩歌所描繪的，是一幅充滿了“欺騙”“罪惡”的、舊的社會制度下的惡劣圖景。推卻重重阻力回國的舉措對穆旦的整個一生乃是關鍵性的，后半生的經(jīng)歷即由是生發(fā)，也正是因為有了“歸來”這一執(zhí)意的舉措與事實，“出走”的深切意味才得以最終呈現(xiàn)：“出走-歸來”以一種不可割裂的方式相互彰顯著各自的意蘊。有了“歸來”，“出走”也就并非棄國而去，強烈的憂憤，是基于對民族國家的強烈關切——只有懷有強烈的希望的人才會有同等強烈的憂憤。
澎湃新聞：這一部分將巫寧坤的故事作為“一個旁述”，是基于什么考慮？
易彬：從傳記寫作的角度看，是為了拓寬傳記知識背景。巫寧坤是穆旦在西南聯(lián)大的學弟，但當時交往應該不多，更多交往是在芝加哥大學留學期間。巫寧坤的回憶錄顯示了當時歸國者的心態(tài)。巫寧坤所謂“從來沒有懷疑過我遲早要回國”的信念用在穆旦身上也是合宜的。只不過，巫寧坤是被新中國邀請回來的，穆旦是自己執(zhí)意要回，并無確切的去處，只有滿心的信念、打算和夢想而已。后來又在《1950年代歸國留學科學家訪談錄》（2013）、《20世紀50年代歸國留美學人：困境、組織與貢獻》（2022）等書中讀到了相關信息并作引述，以拓寬傳記知識背景。
此前的一個疑惑也得以解開，那就是穆旦夫婦歸來時為什么是先到達香港附近再轉(zhuǎn)回國內(nèi)，因為“在美國政府對留美學人歸國設置重重障礙的情況下”，當時眾多留美人員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想方設法離美歸國”，“設法取道香港”即其中的一條路徑，“當時從美國回國的輪船只能到達香港，因此拿不到香港的過境簽證就無法途經(jīng)香港回國”。1950年回國的鮑文奎、1951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之后即回國的徐亦莊的回憶都談到了這一細節(jié)。徐亦莊與穆旦同在芝加哥大學，也有清華大學的同校之誼，雖然學科不同，但留學期特別是在回國問題上，應該是有過交集的，但目前全無這方面的線索。大量的歷史信息就這樣被沉埋下去，終至無從察知。
澎湃新聞：1957年，穆旦發(fā)表了幾首詩歌，但隨即遭到批判，失去了寫作和發(fā)表的權(quán)利，直到1975年才恢復詩歌創(chuàng)作，如何評價穆旦晚期的一批詩歌？與此前發(fā)生了哪些變化？
易彬：或許有必要說明下，1957年之后直到1974年，在《穆旦詩文集》中是一片空白，但根據(jù)穆旦的交代材料以及友人的回憶，實際上可能也有創(chuàng)作，只是沒有保留下來。就目前所看到的情形而言，穆旦晚年的寫作跟其境遇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在經(jīng)歷了漫長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之后，晚年穆旦寫下的是退縮的、哀婉的、死亡的詩篇，其中雖也有《黑筆桿頌》一類明確針對現(xiàn)實問題的寫作，但從《智慧之歌》到《停電之后》《神的變形》再到《冬》，這樣一條寫作路線并未制造出一種個人與時代相對抗的話語，卻是以其生命挽歌而有著獨特的聲線，恰切地呈現(xiàn)了一個處于黑暗的歷史隧道中的生命的顏色，足可稱得上是那個時代里最為動人的聲音。說到變化，鄭敏的評價可謂是一語中的，“一個能愛，能恨，能詛咒而又常自責的敏感的心靈在晚期的作品里顯得凄涼而馴服了”。這是精神層面的。在詩歌形式上，穆旦晚年詩歌變得整飭，其中或有翻譯詩歌的影響，或也有向古典詩學傳統(tǒng)皈依之勢，如他所心儀的詩人杜甫那般，“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
澎湃新聞：與原創(chuàng)新詩相比，其實穆旦翻譯作品的體量要更為龐大，如何看待作為詩人或翻譯家的穆旦？
易彬：目前出版的《穆旦譯文集》共八卷，加上未收錄的著作和零散譯文，總數(shù)可達十卷，絕大部分都是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后進行的，傳記中圍繞兩種身份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后半部分。
在1950年代，詩人“穆旦”與翻譯者“查良錚”呈現(xiàn)出明顯的分離局勢。在1940年代，譯作均署“穆旦”，可見“穆旦”是兼有詩人和譯者身份的。但留學歸來之后，穆旦懷抱向祖國獻禮的熱情，夜以繼日地翻譯，至1958年，共翻譯出版譯著約25種（包括出版改制之后新印的），絕大部分署本名“查良錚”，少數(shù)諧“良錚”之音署“梁真”；而這一期間，僅在1957年署名“穆旦”發(fā)表過三次詩歌，且隨后引發(fā)了一連串的批判。并不難看出，“查良錚”從一開始就熱切投入時代且被積極接納，而“穆旦”與時代的關系是緊張的，當“穆旦”猶疑、受批判的時候，“查良錚”卻自如地游走于時代之中——積極地參與到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之中?！澳碌迸c“查良錚”，境遇相對立的兩張臉孔，卻為同一個人所享有。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形象截然分離局勢明確包含了“穆旦”與“查良錚”對于復雜的政治文化語境的綜合反應；反過來說即是，一個風云變幻的大時代對于一個渺小的個體產(chǎn)生了復雜的壓力，造成了個體形象乃至人格的分裂。
進入到1960年代之后，局勢進一步惡化，“穆旦”是需要諱言的名字，而翻譯量（包括重譯）雖然很不小，卻已無法再出版。書中對于《丘特切夫詩選》的翻譯討論，力圖揭示穆旦對于“詩人”的維護，明知象征主義詩歌在當時不可能出版，仍然譯就、撰寫長篇譯后記并寄給出版社，譯后記所展現(xiàn)的那樣一個和時代話語方式格格不入的詩人形象構(gòu)成了穆旦對于“詩人”的解釋，也彰顯了穆旦的詩人形象——即便時代環(huán)境那么逼仄，他依然沒有放棄自己作為“詩人”的職責。
而生命末期的談論，“文藝上要復興，要從學外國入手，外國作品是可以譯出變?yōu)橹袊髌范恢铝钊松頂∶训?，同時又訓練了讀者，開了眼界，知道詩是可以這么寫的”，則可說是包含了穆旦對寫詩和譯詩的理解——寫現(xiàn)實如何的作品將有政治風險性，將“令人身敗名裂”，而譯詩可以避開這一點，且能帶來“文藝復興”。由此，不妨將穆旦的翻譯視作其寫作的替代品，更或者說，譯詩成為穆旦寫作的另一種形式。從這個角度說，晚年穆旦的“詩人”與“翻譯家”的形象又具有某種同一性。
澎湃新聞：通過傳記書寫，你希望最終留給讀者的是一個怎樣的穆旦形象？
易彬：一位執(zhí)著于詩藝的中國新詩人，一位經(jīng)歷曲折的文化勞動者，一個破落戶子弟，一位放棄安穩(wěn)生活、踏上戰(zhàn)場險些死去的翻譯官，一位被生計所困的小職員，一個愛國的理想主義者，一位積極投身于祖國文化建設、勤奮的翻譯者，一位從翻譯中獲得深深慰藉的受難者，一位懷抱“幻想”而“沒有走近未來”的人。
澎湃新聞：2002年，詩歌評論家江弱水發(fā)表《偽奧登風和非中國性：重估穆旦》，引發(fā)很多學者參與爭論。江弱水指出，“穆旦的地位現(xiàn)在之所以被高估，主要因為他被看作20世紀中國詩人中最具現(xiàn)代性的一位?，F(xiàn)代即意味著西方，西方即意味著現(xiàn)代，這是20世紀中國最深隱的迷思?！蹦銓Υ擞^點有何看法？
易彬：2002年研究語境跟現(xiàn)在已經(jīng)大不一樣。穆旦是一個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文學史人物，1940年代嶄露頭角，1950年代隱失，1980年代被重新發(fā)現(xiàn)，1990年代被推舉為新詩第一人并引發(fā)了強烈的文學史焦慮。放眼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穆旦生前身后的這般起伏遭遇，在不少寫作者那里也同樣存在，只是深淺程度不同而已，這是2002年之前的大致情形，江弱水教授的文章引發(fā)了熱烈的反響，也觸動了研究反思。從現(xiàn)代文學研究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來看，對于現(xiàn)代性的反思實際上是21世紀初期的一項重要工作，此后的穆旦研究朝著更為學理化方向持續(xù)推進，文獻工作也日趨完善，穆旦已被公認為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詩人。
澎湃新聞：二三十年來，穆旦早已從一位被文學史遺忘的人物變?yōu)闊衢T的研究對象，2018年穆旦百年誕辰之際各大媒體也不乏紀念性的報道。時至今日，關于穆旦研究是否仍有開掘的空間？
易彬：最近一二十年，穆旦一直是研究熱點所在，可見這位風格卓著的詩人、勤勉的翻譯家還是能不斷地激發(fā)新的話題，穆旦年譜、傳記的連續(xù)出版也是研究活力所在，著眼于未來，穆旦研究無疑也還有繼續(xù)開掘的空間。首先是文獻工作還有待加強。目前穆旦作品的整理是分《穆旦詩文集》和《穆旦譯文集》的方式分別處理，前者兩卷，后者八卷，遺漏的和新發(fā)現(xiàn)的文獻還有不少，一部完備的《穆旦全集》有其必要性。穆旦的讀者不少，也可以有靈活多樣的作品集的編撰。我就想以“從軍與還鄉(xiāng)”為名編一本小冊子，集中展現(xiàn)“穆旦與戰(zhàn)爭”這個主題。與此相關，穆旦的整體形象還有待更全面的梳理，而穆旦的詩歌文本與語言探索、穆旦與時代之間更為復雜的歷史關聯(lián)等方面，也值得更為深入、系統(tǒng)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