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學”：民族復興時代的中國文學
內容提要 “新時代文學”是民族復興時代的中國文學，我們要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中心，考查“民族復興”視野的形成軌跡，并結合中國式現(xiàn)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等思想命題加以辨析。概言之，文化強國、民族復興可以為新時代文學提供新的主題與新的思想空間；新時代文學可以為文化強國、民族復興提供新的經驗、新的美感以及精神上的力量。
關鍵詞 民族復興；新時代文學；中國式現(xiàn)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yè)的關鍵時期”，《決定》明確“七個聚焦”戰(zhàn)略重點，其中之一是“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推進文化強國、民族復興的奮斗征程中，如何以文學的方式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生動呈現(xiàn)中華民族的奮斗足跡，這是新時代文學面臨的緊迫任務，也是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中國作協(xié)黨組最近發(fā)表署名文章指出：“近代以后，中國文學與民族、時代、人民的關系更加密切，從梁啟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到魯迅先生‘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從熱忱鼓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紅色經典’到與改革開放同頻共振的新時期文學，一代代作家始終立時代潮頭、發(fā)時代先聲，為中華民族的前行歌與詠、鼓與呼。在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新征程上，新時代文學發(fā)揮著基礎性、引領性、標識性作用，使命光榮、前景廣闊?！?/p>
在這里，值得思考的是，文化強國、民族復興的奮斗目標為新時代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哪些新的可能性，新時代文學在推進文化強國、民族復興的進程中能夠發(fā)揮什么作用？我們的回答是，文化強國、民族復興可以為新時代文學提供新的視野與新的主題，可以建構新的情感結構、開辟新的思想空間；新時代文學可以為文化強國、民族復興提供新的經驗、新的美感以及精神上的力量。
一 “民族復興”理論視野的形成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中國傳統(tǒng)文論將文章視為“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與“立功、立德”同為三不朽的事業(yè)；而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體系中，文藝是上層建筑，也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進而改造人們思想觀念的重要方式。如果我們參照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經驗之一，便是善于把握時代觀念的走向，深刻認識到只有在理論上闡明自己的主張，才能掌握主動權，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打開新的局面。在延安時期，面臨民族解放的迫切任務，毛澤東指出“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總是將文藝工作放在一個宏大的視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視野中加以考察，他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為什么要高度重視文藝和文藝工作？這個問題，首先要放在我國和世界發(fā)展大勢中來審視。我說過，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xiàn)這個目標。而實現(xiàn)這個目標，必須高度重視和充分發(fā)揮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作用?！绷暯轿幕枷胍龑Р⑸羁逃绊懼聲r代文藝的發(fā)展，但要更深入地理解這一宏大視野，我們需要在當代文化的語境與脈絡中對其加以梳理和闡釋。
“民族復興”的理論視野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在與不同時期、不同思想的對話與超越中產生的。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文藝界彌漫著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樂觀情緒與急切心理，我們因此走過了一段曲折道路?！懊褡鍙团d”理論汲取了歷史的正反面經驗以及新時期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理論成果，在實現(xiàn)共產主義理想上并不急于求成，而是把它作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遠景；同時將“民族”“國家”作為思考的單元與重點，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前景作為近期奮斗的目標。這是科學的規(guī)劃與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既可以激發(fā)我們奮斗的激情與動力，也不會因為理想過于高遠而陷入渺茫，可以更加堅定我們腳踏實地向前走的決心與信心。
在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之交，文藝界彌漫著“走向世界”的焦慮與憧憬。在當時的語境中，“走向世界”就是“走向未來”。當時以前者命名的叢書精準地展現(xiàn)了中國人觀察、理解西方世界的思想進程；以后者命名的叢書粗陋卻又生氣勃勃，對中國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思潮有助于我們打開眼界，學習西方現(xiàn)代文學的經驗、形式與技巧，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但是在今天看來，這一傾向也存在值得反思的問題。在冷戰(zhàn)結束前后的思想語境中，“歷史終結論”大為盛行，被美化過的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主導的世界秩序似乎成了人類唯一的未來，“走向世界”成了中國唯一的道路。但是以新時代的視野看來，這樣的世界圖景只是特定年代的“思維定式”，我們現(xiàn)在恰恰需要打破這樣的限定，看到世界各國在國際秩序中的此消彼長，看到不同的發(fā)展經驗和探索的優(yōu)劣短長，以便在新的時代與知識視野中重建世界圖景。具體到文學領域，和“走向世界”密切相關的文藝觀念在當時有很多具體的命題，比如“三個崛起”及其背后所呈現(xiàn)的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詩風，比如“文學的主體性”對于人性的高揚和片面強化后所導致的對于文學社會功能的弱化，比如“寫什么”與“怎么寫”展現(xiàn)出來的作家對于題材和技巧關系的新拓展及對后者的過分倚重，等等。時過境遷，這些理論命題的現(xiàn)實針對性已經消失，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進程讓人們深切地感受到了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生活狀態(tài)，作家對于人的復雜性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文藝作品敘述技巧嫻熟背后的現(xiàn)實關切更彌足珍貴……這些是我們在吸納、實踐、反思的過程中逐步有所體悟的，現(xiàn)在我們應該對這一系列文學命題重新加以審視并作出客觀總結，意識到這是一種從外部視角評價中國文學的“標準”，也是一種以特定文化觀念審視豐富的中國經驗的美學規(guī)范。
正是出于這種擔憂，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文學界出現(xiàn)了講述“中國故事”的理論呼吁。筆者是文學界較早使用“中國故事”術語的研究者之一， 2014年曾在《何謂“中國故事”》一文中對此作出過界定：“所謂‘中國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國人共同經驗與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命運與希望。而在文學上，則主要是指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所講述的故事，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面：相較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個人敘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國故事’強調一種新的宏觀視野；相較于‘五四’以來，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走向世界’，‘中國故事’強調一種中國立場，強調在故事中講述中國人（尤其是現(xiàn)代以來的中國人）獨特的生活經驗與內心情感；相較于‘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等經濟、社會學的范疇，‘中國故事’強調以文學的形式講述當代中國的現(xiàn)代歷程，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國模式’的理論概括，而更強調在經驗與情感上觸及當代中國的真實與中國人的內心真實。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想在‘現(xiàn)實與虛構’這一普遍的范疇中看待中國與故事的關系，而將講述‘中國故事’作為一個整體，一種新的文藝與社會思潮……”
圍繞“中國故事”，文學界從不同角度與側面展開了討論，有人質疑反思，有人提出新的角度，也有人在不斷拓展理論的邊界。正是在對“中國故事”的討論與爭鳴中，新世紀的中國文學扭轉了新時期以來個人化與西方化的傾向，依據中國本土的發(fā)展和對外交流的經驗重新構建了中國文學的主體性?！爸袊膶W與中國一樣處于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tài)，而正是由于與中國的大地與人民建立了血肉聯(lián)系，中國文學才獲得了勃勃生機。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學來說，能否呈現(xiàn)出中國經驗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能否展示出中國人內心世界的微妙、矛盾之處，能否探討并建立一種新型的價值觀，能否發(fā)展出一種新的美學，則是其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這里試圖確立的評判標準突破了西方文學的規(guī)范，更具中國文學的自主意識。
但如果我們將文學上的“中國故事”與“民族復興”的理論視野加以比較，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民族復興”包含著“民族”“復興”這樣雙重性的因素，如果說“民族”主要是指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主動性與主導性，那么“復興”則包含著未來的導向與目標，而這一層面的思想意識是“中國故事”所不具備的。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復興”的理論視野不僅超越了新時期文學主流的個人化與西方化傾向，也超越了新世紀初“中國故事”的理論內涵，賦予新時代文學一種歷史的在場感與行動的方向感。
為了更清晰地把握“民族復興”的內涵，我們可以在理論上對幾組關系作出辨析。其一是“民族復興”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國家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在將來必然消亡，但根據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具體實踐以及理論上的反思，我們也深刻認識到，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不可能跨越歷史階段，所以在新時期我們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民族復興”正是在這些理論基礎上建構的近期奮斗目標，在整體上屬于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探索。
其二是“民族復興”與“民族主義”的關系。中國現(xiàn)代的民族主義起源于外敵入侵造成的空前的生存危機，以及國內對家族、地方、階級、民族等社會意識的整合，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與社會主義認同，“民族復興”是在這樣多個層面上的“復興”，而不是單純“民族主義”意義上的復興。西方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理論源于自身單一民族的經驗，有其局限性。新中國創(chuàng)立了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費孝通提出“多元一體”格局，在理論與實踐上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民族工作的講話中提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復興”不只是漢族或哪個少數(shù)民族的復興，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其三是“民族復興”與“文化保守主義”的關系。在傳統(tǒng)中國的現(xiàn)代轉型中，文化保守主義致力于保守傳統(tǒng)文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但“民族復興”并不是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對于傳統(tǒng)文化，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強調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另一方面強調要“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整體視野中看待傳統(tǒng)文化，與單純的保守態(tài)度判然有別。
其四是“民族復興”與“文明論”的關系?！拔拿髡摗毙乱徊ǖ呐d起與西方學者亨廷頓對國際秩序的分析有一定關系，近年來國內學者多用來突顯中華文明的獨特性。但正如劉復生所指出的，“‘文明中國’和一切文明論及文化主義的思路一樣，有先天的缺陷。任何試圖用文化解釋歷史，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或將社會歷史問題歸結為文化問題的，都不太可能行得通。離開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的文化解釋難以切中要害。應該說，‘文明中國’的很多論者其實準確地意識到了當代世界的矛盾，他們的問題在于，試圖僅僅在觀念領域去把握和消化它。文明與文化不能解釋社會歷史，相反，文明與文化要由社會歷史得到解釋。一旦訴諸于文明的理論模式，就容易陷入去政治化和去歷史化的觀念泥淖，從而離意識形態(tài)神話也就一步之遙了”?！懊褡鍙团d”不只是文化、文明層面的復興，而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整體復興；“民族復興”也不能僅從文化、文明的層面理解，而需要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多個視角的分析。
以上我們簡略梳理了“民族復興”形成的歷史脈絡、文化語境及其與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文明論的關聯(lián)與區(qū)別。下面我們談談“民族復興”為新時代文學打開的新的思想空間。
二 “新時代文學”：新的主題與新的思想空間
現(xiàn)在學界普遍將2012年黨的十八大的召開視為“新時代文學”的歷史起點，將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做出重要講話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舉辦視為“新時代文學”的思想原點。新時代以來，中國文學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轉變在于“新時代文學”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主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新時代文學”稱為民族復興時代的中國文學?！懊褡鍙团d”不僅賦予新時代文學新的主題，而且開辟了新的思想空間，帶來了新的意識、新的經驗與新的格局。
“民族復興”為新時代文學確立了新的主題。文學是時代的反映，文學主題與時代主題緊密相連。近代以來，中國的時代主題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不斷發(fā)生改變，從晚清民國時代的反帝反封建、富國強兵，一變而為五四和抗戰(zhàn)時期的“啟蒙”和“救亡”；由革命年代的“解放”和“翻身”，發(fā)展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和新時期以來的“現(xiàn)代化”追求。這些主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都是焦點所在，但以新時代的視野來看，它們恰是與中國發(fā)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緊密綁定的。今天，我們已經走出了這些特定時段，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也應該超越這些時代主題和文學主題，與時俱進，并在新的歷史高度上對其加以體察與思考。比如“反帝”“救亡”和“富國強兵”等主題，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以及在世界上位置的提升，對于今日之中國已經并不構成主要的問題；比如“革命”“翻身”和“現(xiàn)代化”等主題，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改革開放的成功，我們已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實現(xiàn)了經濟和社會的飛速發(fā)展。那么我們當下新時代的主題是什么？自然是“民族復興”，新時代文學要以極強的自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對這一主題作出探索與闡發(fā)。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近代以來的那些時代主題已不重要，而是我們有了新的高度，新的坐標，新的指導思想，我們要在“民族復興”這一更為宏偉且切合當下時代要求的發(fā)展藍圖中，歷史性地看待以往的歷史任務。無疑，在“民族復興”的新視野下，與救亡緊密相連的中國革命經驗、以啟蒙為重點的西方思想，以及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tǒng)，都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及其內在意識的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對這些歷史遺產加以繼承并在新時代的視野中融匯創(chuàng)新?！拔逅摹币詠碓诜吹鄯捶饨?、啟蒙、救亡等進程中，我們的核心焦慮是如何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實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落實到“立人”這個層面，主要在于如何擺脫開“因襲的重負”，成為一個“現(xiàn)代人”，有研究者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總主題概括為“改造中華民族的靈魂”，確實有其道理。但是今天我們已融入世界體系，身處“現(xiàn)代”回望過往，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鄉(xiāng)土中國轉變?yōu)槌鞘兄袊倪^程，感受到傳統(tǒng)文化及其載體的漸次消失的悵然，我們更大的憂慮一變而為我們的身份認同。我們當然是“現(xiàn)代人”，但歸根結底，我們應該是“現(xiàn)代中國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這組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在新時代的視野下，由此前的更偏重于對抗，轉為更強調內在的關聯(lián)和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敬仰與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將其作為“民族復興”的基礎。
“民族復興”為新時代文學帶來了新的意識。在數(shù)千年的古代史中，中國長期領先于世界，中國文化關注“華夷之辨”但又胸懷天下，形成了普遍主義的天下觀。但近代以來，在一系列民族危機中，傳統(tǒng)中國人的驕傲與自豪遭到了沉重打擊，一變而為民族自卑感。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和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形成的中國文化熱潮，我們的文化自信越來越強，人們的自我意識在潛移默化中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樣的從容自信是我們的先賢所不具備的，林則徐、魏源那一代“睜眼看世界”時沒有這樣的從容自信，康有為、梁啟超那一代“變法圖存”時沒有這樣的從容自信，孫中山、黃興那一代創(chuàng)立民國時沒有這樣的從容自信，魯迅、陳獨秀那一代吶喊啟蒙時同樣沒有這樣的從容自信。毫無疑問，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當下的中國人不僅有繼續(xù)學習交流的熱切，還有一路走來不斷積累的經驗和信念。在這樣的歷史交匯點上，我們需要重塑中國人的價值觀，需要用藝術的方式講述中國人的生活、情感與心靈世界，向世界貢獻中國的智慧。近代以來，除了極少數(shù)時期，深重的民族苦難和建設的艱辛，讓我們已經習慣了落后者、追趕者的身份，但現(xiàn)在到了根本轉變的關口，我們需要反思以往構成我們思維、美學無意識的龐大知識體系，重建以中國為主體的自我意識和新的思維與情感結構。當我們不再是落后者、追趕者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思考、如何行動？當我們領先于世界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承擔更大的責任，回饋世界？這是以前我們很少或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卻是新時代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需要克服傳統(tǒng)中國的自大心態(tài)，也要警惕西方世界的殖民主義，永志不忘我們民族遭受的創(chuàng)傷，絕不將曾受的痛苦加之于他國，要以積極的探索和平等的身份參與人類新秩序、新格局、新文明的構建。在這方面，總體而言我們尚處于適應新角色的階段，需要重建并積累新的思想、知識與經驗。相對于其他知識領域，文學更加敏感，更擅長從當代生活中直接汲取經驗，新時代文學要以敏銳的感覺與思想的探索，開社會風氣之先。
“民族復興”為新時代文學激活了新的經驗。新時代涌現(xiàn)出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現(xiàn)象，催生出了不少走在時代前沿的新人?！靶氯恕笔窃跁r代中產生的，對于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發(fā)現(xiàn)“新人”，并以藝術的方式將之提煉出來。要塑造時代的新人形象，我們需要將“生活”對象化、問題化和歷史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敏銳地捕捉到“生活”的變化和其中出現(xiàn)的新因素。新時代文學要講好新的中國故事，關鍵是要發(fā)掘出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經驗，這需要我們具有歷史感與世界眼光。前者可以讓我們在縱向發(fā)展中深刻理解新時代經驗的新意，后者則可以讓我們在橫向比較中充分呈現(xiàn)中國經驗的獨特性。比如新時代的農民，既不同于文學史上魯迅、茅盾、趙樹理、柳青、梁斌等人筆下的農民，與路遙、古華、高曉生等所寫的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民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F(xiàn)在的農民是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的農民，是脫貧攻堅之后的農民，是正在從鄉(xiāng)土中國走向城市中國的農民，是處于農耕文明、工業(yè)文明與信息文明疊加和交錯時期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以往作家沒有書寫過的。他們的生活、經驗、情感和內心世界是怎樣的？我們需要用心觀察，細心體會，發(fā)掘并呈現(xiàn)出新時代的新經驗，塑造出屬于新時代的“新人”?！靶氯恕钡男嗡芎艽蟪潭壬险宫F(xiàn)了文學理解時代、把握歷史的敏銳和力量，《小二黑結婚》中反抗父母之命、大膽爭取個人幸福的小二黑小芹，《創(chuàng)業(yè)史》中帶領鄉(xiāng)鄰一起走農業(yè)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寶、《陳奐生上城》中摘掉漏斗戶帽子、挺直腰桿說話的陳奐生……這些都是農村社會出現(xiàn)的新人，被我們的作家敏銳地捕捉到，使之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藝術長廊中的典型。不只農民，如今的工人、知識分子、創(chuàng)業(yè)者、青少年也都與其他歷史時期不同，有其獨特的氣質與風度，每一組人物序列一一回溯起來，都展現(xiàn)了時代主題的變幻和歷史的演進，以文證史，尤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社會使命和責任擔當。當代中國社會的飛速發(fā)展更是催生了無數(shù)新職業(yè)、新科技、新媒體和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文學予以關注并呈現(xiàn)。
“民族復興”為新時代文學打開了新的格局。中國當前的特殊境遇是不同時代的文明形態(tài)的共時并存：歷時數(shù)千年的農業(yè)傳統(tǒng)產業(y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五年計劃和改革開放所建立起來的獨立完整的現(xiàn)代工業(yè)體系，以及我國把握住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契機、獲得飛速發(fā)展甚至在某些領域居世界領先地位的信息技術與產業(yè)……這在西方歷史上是分處不同階段出現(xiàn)的，但在現(xiàn)代中國，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與信息文明并行不悖，每一種都有著極大的體量，在社會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它們被壓縮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從最古老的到最現(xiàn)代的，從最具體的到最抽象的，彼此相容相生。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明形態(tài)，包含著無限的豐富性和可能性，讓最敏銳的大腦為之瘋狂，讓最細膩的筆觸為之震顫。
在世界文學的發(fā)展史上，這種代際轉換，19世紀的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作家經歷過，他們曾面臨傳統(tǒng)生活與現(xiàn)代生活、農業(yè)文明與工業(yè)文明的矛盾和沖突，經歷了傳統(tǒng)的嬗變和新的美學范式的崛起，催生了他們筆下以西方世界為核心的人類史詩。但我們面對的現(xiàn)實，復雜程度遠超其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所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使命，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成功所致力的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轉型，數(shù)億人口從前工業(yè)化時代一步跨入了信息化時代，這一飛躍背后承載了巨大的思想、情感容量。這不是三種文明形態(tài)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tài)的孕育，它遠遠超出了古典、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美學范疇，不同于以往所有經典作家的敘述。這是人類經驗的新大陸、新星系，是我們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獨特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根源，在21世紀的新時代，我們把它們稱之為“中國故事”，其方法論價值，恰在于我們能夠以中國人為核心，去講述人類的、生命的、宇宙的故事，將中國的獨特經驗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經驗，將新時代文學的經典作品提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經典，這是新時代作家應有的抱負。
高科技的發(fā)展也帶來了新的挑戰(zhàn)，新科技改變的首先是人的生活狀態(tài)，這是工業(yè)革命以來人類文明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但是新一輪高科技與此前不同，甚至涉及對“人”“人性”等基本觀念的挑戰(zhàn)，比如人工智能如果真的實現(xiàn)腦機接口，基因技術如果能夠直接編輯人類的基因，那么這樣的新人類在什么意義上是“人”，在什么程度上是“人”，則成了需要分析與界定的問題?！拔膶W是人學”，文學要觀察記錄這一進程中人性與人類的新變，并提供人文精神的觀照。金元浦談到，“在當前文藝的發(fā)展中，我們必須特別關注文藝生態(tài)的新變化。今天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高科技與當代文藝交融發(fā)展的新語境……我們進入了中國文藝改革發(fā)展的新階段，要深刻重塑當代新的文藝形態(tài)、輿論生態(tài)和文化業(yè)態(tài)，推動不同文化和價值觀念之間的交流、交融、交鋒”。又比如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中寫到的“永生”，這曾是秦皇漢武的夢想，但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可能成為現(xiàn)實。但人類一旦實現(xiàn)“永生”也會帶來很多結構性問題，哪些人可以“永生”、哪些人不能“永生”就是一個新的社會難題。就像作者分析的，未來的社會分化可能是“永生者”與“無用階級”的對峙，這是比19至20世紀“資產者”與“無產者”更嚴重的社會分化。面對這一分化，未來的人類文明體系和社會結構會發(fā)生什么樣的深刻變化，現(xiàn)在我們還無法預料，但無疑會是前所未有的巨變。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文學關注新科技，其實是承載著我們對歷史與當代的認知，去探索茫茫未知的將來。關注人類的命運，也就是關注我們自身的前途。
正如張宏森所指出的，“新時代為文學創(chuàng)作敞開了廣闊的空間。時代的巨變正在發(fā)生，精彩的故事不斷上演，多樣的話語交織互動，文化的元素碰撞融合，無數(shù)的人們、無窮的遠方、無盡的未來期待著作家更好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創(chuàng)作更多精品力作，為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文學力量”。
三 新的思想命題與“新時代文學”的探索
在“民族復興”的宏闊視野下，我們黨不斷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提出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等重要概念，這不僅是新時代的具體政策，也是重要的思想命題，其中蘊含著深刻、豐富且新穎的時代內容，我們只有在時代與歷史的脈絡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些思想命題，更好地推動新時代文學的發(fā)展。
“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這一思想命題的提出，是對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思想、文學命題的超越。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學命題就是古今中西之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中國”與“世界”，以及“鄉(xiāng)村”與“城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偏重于傳統(tǒng)、中國、鄉(xiāng)村，或偏重于現(xiàn)代、世界、城市，不同思想或文學派別的立場與取舍也不相同。但“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這一思想命題的提出讓我們超越了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讓我們可以用更加辯證的態(tài)度、從整體上看待過去似乎截然對立的矛盾與現(xiàn)象。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視野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并不是絕不兼容的，現(xiàn)代中國就是由傳統(tǒng)中國發(fā)展而來的；與現(xiàn)代西方國家也不完全相同，仍保留著傳統(tǒng)中國的根脈與特質。文學也是如此，雖然五四時期和新時期曾激烈地“反傳統(tǒng)”，但在魯迅、汪曾祺等人身上我們仍能看到傳統(tǒng)的生命力。也只有跳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立，我們才能對錢鍾書、張愛玲、老舍、趙樹理等作家身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互扭結的復雜性有更深入的體察與理解。
當然“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這一思想命題提出的前提，是中國的現(xiàn)代化已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不必再為是否現(xiàn)代化或是否足夠現(xiàn)代化而焦慮，我們可以用平常心看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必選擇其中之一作為價值標準。隨著社會的飛速發(fā)展，現(xiàn)在我們甚至會轉而擔憂中國文化的根脈與特質，這是新時代不同于近代以來中國任何時期的情勢。在這種狀況下，對于新時代文學來說，“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這一思想命題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讓我們可以跳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等思想框架，以一種更加復雜、多元、立體的心態(tài)去把握現(xiàn)實，將以往被忽視或無視的生活中的獨特元素發(fā)掘呈現(xiàn)出來?；蛘呶覀兛梢杂眯碌乃枷敕椒ㄐ拚韧膶W經驗中的盲點與偏見，以新的視野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書寫。對于新時代文學來說，“中國式現(xiàn)代化”既是一個時代主題，也是一種思想方法。新時代文學可以記錄“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歷程，也可以探索中國人在心靈上、在“人的現(xiàn)代化”上的不同方法、途徑及其形成的獨特精神景觀。
與“中國式現(xiàn)代化”一樣，此進程中的文明成果我們也要將其視為重要的理論生長點和極具價值的思想命題。因為在中華文明的現(xiàn)代形態(tài)和思路中包含著一種整體性的構想，那就是我們需要也必須創(chuàng)建出不同于傳統(tǒng)中華文明、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tài)。傳統(tǒng)中國文明產生于傳統(tǒng)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的基礎之上，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經過近兩個世紀的艱難探索，在我們進入新時代之后，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社會結構由“家—國”轉變?yōu)椤叭嗣瘛獓摇保袊说纳罘绞脚c自我意識越來越現(xiàn)代化，必然要求在新的經濟基礎上發(fā)展出新的中國文明，這既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視野，也來自歷史與時代的要求?，F(xiàn)代中華文明必然與傳統(tǒng)中華文明不同，但又是在傳統(tǒng)中華文明根基上生長出來的；也必然與現(xiàn)代西方文明不同，而有著中國人獨有的底蘊、胸襟與氣質。
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明是豐富復雜的，它是一個幾千年來不斷發(fā)展和累積的過程，如長久占據主流的儒家內部就包羅萬象——孔子之后，儒分為八，漢代今文經學古文經學雙峰并峙，宋明之際轉型，理學、心學二者相對相生，至清代一變而為樸學，清末經世致用思想又興。儒學之外，同樣天地廣闊，從先秦諸子之學到佛、道文化體系的建立，輔以民間文化、地方文化與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分層狀態(tài)和邊緣活力，整個傳統(tǒng)文明的演進中包含了諸多發(fā)展的可能，只是絕大部分的聲音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tài)中處于靜默的狀態(tài)。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績，不僅在于西方文化的引進，也在于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整理。但無論是胡適等人倡導的“整理國故”，還是“新儒學”諸家的闡發(fā)，主要還是以西方的理論框架進行的闡釋。只有深入傳統(tǒng)文化的內在邏輯，才能從中發(fā)展出適應新時代的“新文化”。我們討論傳統(tǒng)與外來文化的相遇，一般把佛教的傳入視為中華文明面對的第一個挑戰(zhàn)，現(xiàn)代西方文化的強勢進入是第二次挑戰(zhàn)。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后，以出眾的思辨特質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并未動搖中華文明的根基，而是成為其“養(yǎng)分”和自我更新的“契機”：一方面佛教在中國產生了“禪宗”等具有中國氣質的派別，大大提升了佛教對于世俗文化的親和力與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產生了影響，促進了儒學的轉型。佛教對于義理的辨析、對于邏輯的重視，與傳統(tǒng)儒家對于社會家庭倫理、對于天下秩序的看重，互補且促進，使儒學發(fā)展出更嚴密的知識體系，第一次中西文化的交融實現(xiàn)了雙贏。近代西方文化的沖擊雖然很大，讓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切的危機意識，但它沒有造成傳統(tǒng)的衰微和文化之間的壁壘，相反它激發(fā)了中國人以傳統(tǒng)文化為本位的“鳳凰涅槃”的信念。最具說服力的例子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先進的理念扎根于中國的大地，為中國革命和現(xiàn)代化的進程提供了指南。張波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文明觀時就特別指出，“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和中華傳統(tǒng)文明觀構成中國共產黨文明觀的‘魂脈’和‘根脈’”。如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成為中國新文化的核心部分，并在政治、思想與制度等層面發(fā)揮著巨大的影響。從長遠來看，這一融合的過程方興未艾，前景無限。
構建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明成果也為新時代文學的探索提供了豐富的空間，與理論建構、學術研究需要縝密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不完全相同，文學創(chuàng)作與活潑流動的生活、鮮活的生命體驗和個人的直覺貼得更近，文學可以深入豐富復雜的生活，不斷發(fā)現(xiàn)新的經驗、新的問題與新的現(xiàn)象，并以藝術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從而為建設中華文明的現(xiàn)代形態(tài)提供經驗的基礎和美學的向度。以傳統(tǒng)中國文明為例，民間社會普遍崇敬關公、包公，不僅由于他們是歷史或小說戲曲中的人物，更在于他們是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化身，關公的仁義忠勇，包公的清正廉潔，是傳統(tǒng)價值的“道成肉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對于新時代文學來說，建設和發(fā)展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明成果是一個宏大的思想命題，為新時代文學打開了新的思想空間和藝術方向。但在具體的寫作中，我們需要尋找到小的切口，“選材要嚴，開掘要深”，從生活出發(fā)，從藝術的感覺出發(fā)，在人物的生活選擇和內心矛盾中展現(xiàn)新價值觀的確立過程及其波折，這樣才能為新文明的價值體系尋找到最適合的載體。
在“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這個新的思想命題中，我們的眼光超越了民族、國家與文明的界限，而擁有了更為遼闊寬廣的視野。以全人類為對象或方法，這在過去的中國是難以想象的，但在新時代面對當今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卻是我們應該也必須具備的一種視野。“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這一思想命題的提出，意味著我們必須將自己的文明相對化，也必須將長期占據主流的西方文明相對化，在劇烈變革的時代，以全人類為單位或對象，思考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人類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既有歷史悠久的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民族與宗教問題，也有最近幾十年的發(fā)展所帶來的氣候問題、環(huán)保問題，更有最近剛剛出現(xiàn)的人工智能AI、GPT、DeepSeek以及“后人類”問題，等等。這些問題超越了民族、國家、文明的范疇，從整體上考驗著人類的智慧與應變能力。作為置身于這樣一個時代的寫作者，我們需要關注時代的變化，以文學呈現(xiàn)新時代的特質。為此我們需要將既有的文學經驗相對化，以宏闊的視野面對新的生活與新的現(xiàn)實。具體來說，我們不僅需要將浸潤于傳統(tǒng)文化所獲得的古典文學修養(yǎng)相對化，也需要將我們在文學教育中所學習的歐美、俄蘇、拉美的文學經典相對化，因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人類經驗較之以往更加豐富、更加復雜、更加微妙，已超出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卡夫卡、普魯斯特等作家的書寫模式。我們必須探索新的文學形式才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經驗賦形，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文學語法才能捕捉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詩意，這對于作家來說既是巨大的機遇，也是巨大的挑戰(zhàn)。對于新時代作家來說，以文學方式探索“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既是對19至20世紀文學大師事業(yè)的繼承，也可以為世界文學帶來豐富而獨特的中國經驗、中國美學，將中國故事講到全世界。
在這方面，以劉慈欣《三體》為代表的中國科幻文學的興盛最具典型意義。在《三體》所描繪的太空史詩中，中國人開始以主角的身份出現(xiàn)，作為人類最杰出的代表深度參與了宇宙事務。在此之前，我們看到的西方科幻文學與電影中，西方人是當然的核心，中國人的形象雖非完全屏蔽，但我們處于被拯救者的角色，最好也是作為輔助者的形象而出現(xiàn)?！度w》讓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人也可以主導宇宙事務，在與外星文明的沖突中，挽狂瀾于既倒，最終拯救了地球。筆者曾談到，“優(yōu)秀科幻作家崛起的背后，其實蘊含著一些深刻的時代命題，那就是‘誰能夠代表人類’與‘誰能夠想象未來’，在一個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體系中，并非所有的國家都能夠代表人類與想象未來，在西方經典的科幻小說與電影中，能夠代表人類與想象未來的，只是西方白種人，但是在今天，在劉慈欣的《三體》等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面臨外星人的挑戰(zhàn)與威脅時，中國人作為一個重要的力量和人類的代表開始出現(xiàn)在科幻世界的舞臺上。在這個意義上，在科幻小說崛起的背后，有著中國人的自我定位與想象作為重要的支撐”。我們當然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我們比誰都深刻理解世界大同的意義，明白共產主義世界對于民族國家的超越，不會斤斤計較于未來人類生死攸關之際的拯救者的種族與國別。但我們同樣清醒地意識到，對于未來人類代表的想象有其建構的過程，今天的創(chuàng)意會融進未來的共識。
在此意義上，新時代文學可以說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一種鏡像，是這些重要思想命題的具象化與文學化，或者說新時代文學能以其先鋒性和敏感性呈現(xiàn)出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活史、情感史與心靈史，為“民族復興”提供獨特的探索與經驗，以及重要的精神力量與美學形式。
新時代文學是民族復興時代的中國文學，這意味著中國文學與中國人民共同走過了民族危機、民族戰(zhàn)爭、民族獨立、民族奮斗等不同的歷史階段，在新時代進入了一個民族復興的全新歷史時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顧先輩的艱難困苦、篳路藍縷，我們倍加珍惜；展望未來，我們信心倍增。這也意味著面臨新時代出現(xiàn)的電子化、數(shù)字化、AI化等新的問題與現(xiàn)象，我們必須直面新的生活經驗以及新的內心世界，以新的藝術形式為新時代的經驗與情感賦形；這也意味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必須堅定文化自信，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偉大實踐中勇敢創(chuàng)新，在新思想命題開拓的藝術空間中繼續(xù)前進，在新大眾文藝的多元探索中不斷凝聚新的民族美學與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