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丘陵和江水在她筆下閃著光暈——《清白之年》閱讀札記
我認識身為編輯和評論家的佳燕已經(jīng)十多年,常羨慕她天性熱鬧開朗,到哪里都有朋友和笑聲。但這個印象至我讀到她的《與父母游》時戛然而止,她的散文沉靜傷感克制得完全不像那個大大咧咧的佳燕。看完散文,我猛然發(fā)現(xiàn)自己白白認識了佳燕,沒想到她是埋伏在評論圈的成熟青年作家。眾所周知,文學(xué)體裁里,散文最見作者心性,見文如睹人。誠如梁實秋所言,“一個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絕無隱飾的可能,提起筆來便把作者的整個的性格纖毫畢現(xiàn)地表示出來。”《與父母游》是子女回憶和父母同游的時光,匯聚了日常那些喜悅的時刻,但讀完再看標題卻令人傷感,分明是懷念親人之作,字字含淚。佳燕的散文澄澈雅正,不似本人那么熱鬧,卻有一種佳燕式的坦然豁達,讓人想起水邊的蘆葦、香蒲,親切自然而含蓄。
從散文而不是詩歌開始文學(xué)寫作,這于小說家應(yīng)具備特別的涵義。倘若人們整理一番當代小說家們的來歷,或能發(fā)現(xiàn)其中的奧秘,其中的一條應(yīng)是對生活的整體性視角。佳燕的小說《婆婆的南下》《清白之年》,同她的散文一樣,仍然是寫自己的親人,也依然是在不長的篇幅里展現(xiàn)親人的一生,還有一些溢出故事本身的思考。如果說詩歌來自瞬間的靈感像快門下的照片,小說更像是攝影機的長焦鏡頭,試圖完整呈現(xiàn)一個故事的動態(tài)過程,就是說講故事。中國傳統(tǒng)小說源于街談巷議,也就是非正統(tǒng)的敘事甚至是編造的故事。從莊子的“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到梁啟超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無論小說被看作遠離大道的瑣屑淺薄之言,還是改變民族國家命運的至高文學(xué)體裁,白話和文言小說在民間說書人與文人手中的發(fā)展壯大,表明講故事的小說的“感人”“移人”能力已深入人心,所謂人人“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在流傳世間的故事中,親人的人生故事往往是一個作家的啟蒙讀物或者說最初口糧,佳燕的小說與散文在此意義上,具有創(chuàng)作發(fā)生學(xué)意義。閱讀《清白之年》于我也是一種啟蒙,小說不長,但還沒讀完,我已想起母親家族這邊四個或打工還貸或負案潛逃的表哥,以及父親家族在城市底層討生活的堂弟堂姐,他們的人生和海亭重疊起來,形成對小說故事的支撐和互文。
《清白之年》由一個引子和四個部分即“老宅”“漢水”“新房”“彩虹”組成,倒敘了“我”襄陽老家表弟海亭的一生。在雨中的高速公路上,“我”和家人發(fā)現(xiàn)了擋風(fēng)玻璃上的可疑印跡,竟是為海亭迎親貼上的“囍”字留下的膠水痕跡。迎親的“囍”字還在玻璃上,但是海亭卻已消失不見。小說從爺爺蓋的老宅開始,講述了作為老大的父親和母親,如何照顧家里的弟弟妹妹以及我的表弟們;農(nóng)村走親戚的習(xí)俗,也由家中長子的父親保持并傳給了“我”。海亭是二舅家的孩子,上面還有個姐姐,他是唯一一個從小到大往大姑家跑的表弟,但他腦子并不靈光,初中畢業(yè)即輟學(xué),憨直靦腆且凡事落后幾拍,讀書打工都不行,成了村子里留守人群中的一員。海亭喜歡穿白襯衣,也喜歡摩托車,最開心的事莫過于打零工后買了摩托,可以騎著兜風(fēng)。表弟從小就喜歡跟著“我”后面,大了后每次“我”回家都來車站接,我們坐在漢水邊談?wù)撊松蛺矍椤:Mた?0歲時終于談了女朋友,隆重地舉行了婚禮。始料不及的是,對方是輕度智力低下患者,兩人的無性婚姻讓海亭頗為消沉,重新騎上摩托閑逛和垂釣,很快他因車禍意外離去,年僅31歲。生活還在繼續(xù),他的小霞仍舊無憂無慮,而消失的海亭成為家人心中永遠的隱痛。
小說的標題來自樸樹2017年的原創(chuàng)歌曲《清白之年》,小說結(jié)尾引用了幾句歌詞如“我情竇還不開/你的襯衣如雪/盼著楊樹葉落下眼睛不眨/心里像有一些話/我們先不講/等待著那將要盛裝出場的未來”,這無疑是對過往的純真歲月的懷念,后面沒引的則是形成反襯的當下現(xiàn)實,“是不是生活太艱難還是活色生香/我們都遍體鱗傷也慢慢壞了心腸/你得到你想要的嗎/換來的是鐵石心腸”?!肚灏字辍返暮Mひ踩绺枨枋龅募冋鏆q月一樣,過于懵懂憨厚,沒能去外面讀書或打工,成為留守農(nóng)村的失敗者;雖然他向往正常的生活,但結(jié)婚也并沒帶來期盼中的幸福,反而再次受挫,直到遭遇車禍離開人世,讓親人們悲痛不已。《清白之年》從表兄的視角講述了這個不幸的故事,描述了一個鄉(xiāng)村里的失敗者短促而遺憾的一生,似乎很難說清這悲劇的緣由。格非曾多次著文表達,文學(xué)是“失敗者”的事業(yè),文學(xué)是為“失敗者”立傳。這倒不是說文學(xué)家有著天然的道德高度,必須在文學(xué)寫作中執(zhí)行幫助弱者的高尚任務(wù),或是基于某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念必須從弱者的角度來寫作,而更多的是一種認知與能力測試。倘若作家還沒有對弱者的深切認同,這要么意味著作家對生命的真相了解有限,還無法直面人性的缺陷與人生苦痛,要么意味著作家還缺乏能力為弱者燃起一堆篝火,讓人們在忍受痛苦時得到慰籍與希望。如奧維德那句名言,“脆弱的人類,無論其偉大還是高尚,沒有人在其死前被斷定完美無缺”。尤其是19世紀以來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xué),幾乎所有最優(yōu)秀的作品都是以弱者作為描寫對象,如《死屋手記》《白癡》《魔山》《鼠疫》《生死疲勞》《盲刺客》等。古典時代的哲人通常會解答所有人特別是弱者常遭遇的苦難問題,無論是波愛修斯的《哲學(xué)的慰籍》還是蒙田《隨筆集》,古典時代的人們通常能夠接受人性的無完美、命運的無常和世俗追求的虛幻,認識到幸福在于內(nèi)心,無假外求。而在左翼文化批評盛行的20世紀后半葉,人們常常把苦難歸咎于顯而易見的階級、性別與種族問題,這很大程度上疏解了個人圍繞苦難需要付出的長期學(xué)習(xí)、自我認知與反省,將之變成一項極易開展的社會批判活動。
作為一位資深的文學(xué)編輯和評論家,佳燕對文字的講究從小說和散文命名上便可窺見一斑。“與父母游”這個貌似輕松的名稱下面,其實是一篇傷心之作,因其獨特,讀者很難將之與類似文本混淆起來?!捌牌诺哪舷隆眲t濃縮了婆婆一生圍繞愛情親情的遷移活動,她年輕時從張集南下嫁到仙人渡,孩子們成年后則一次次南下枝江、武漢和廣州,為子女們帶孩子以及與丈夫團聚,直到最后一次倉促南下廣州辦理丈夫的后事?!扒灏字辍憋@然隱喻著表弟海亭的清白一生,似乎默默指認著人類命運的乖謬現(xiàn)象:平庸弱者盡管無害卻屢遭命運摧殘,而貪婪攫取者一路順風(fēng)順水?!拔摇痹谛≌f結(jié)尾處思考著表弟的意外身亡,表弟“不過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卻連最普通正常的人生都不能體驗和擁有,一個平庸之人的平凡生活都那么難得”。面對人生的殘酷真相,作者的悲憫和哀悼才是為表弟送行的那抹彩虹。
佳燕平常以評論示人,文本分析和批評敏銳精準,而她不經(jīng)意間拿出的小說和散文比她的評論更讓人驚喜,故事親切感人,結(jié)構(gòu)精巧文字典雅。讓我分外慚愧和感動的是,佳燕數(shù)篇小說描寫的都是襄陽,她先生的故里。那里的節(jié)慶風(fēng)俗、人情地名無一不是我熟悉的,因襄陽也是我的家鄉(xiāng),是我母親的家族所在。正是有這樣的緣由,閱讀《清白之年》在我成了一次返鄉(xiāng),我驚嘆佳燕對襄陽本地風(fēng)俗的熟悉,比如過年蒸饃饃炸油饃包元寶餃,各種細節(jié)不一而足,尤其是“漢水”一幕,讓人心頭發(fā)緊,想起年少時無數(shù)次面對漢水的時光。這情形好像是佳燕代襄陽人寫了這些珍貴的文字,一點一滴記錄下鄂西北的人與事,那里的西北風(fēng)、丘陵和江水在她的筆下閃著光暈,讓人再次信仰文學(xué)的奇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