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方與“征賦”——讀《黃河源傳》
涉土游方，覽觀河源。在尋訪黃河水道之前，阿來已經(jīng)為這趟行程做好了“漫長的準備”，他用了二三十年走過河湟間的大片土地，又以半生的慎思為三江河源勾勒出人文地理的狀貌，這才有了《黃河源傳》這部征賦式的大書。
書寫起于游方。從最初錯認牛頭碑的措日尕則山，到最終未能到達的卡日曲，與其說是阿來在黃河上游尋找源頭，不如說黃河之源一直在耐心地等待他，等他帶著嘉絨一地的漢藏之風，來破譯河源的坐標，將一個搖擺于文化觀念與地理知識間的古老方位，重新辨認出來。
“這可能是我愿意到這片廣袤高曠地帶親歷一番的原因。如果只是要得一些公共知識，在今天這個時代，依靠衛(wèi)星地圖和各種文字材料，就可以安坐書齋，作一次溯源之游。”
實地的考察要涉土訪跡、遍觀河川，這是古代地理游記常用的方法，包括《漢書·地理志》《水經(jīng)注》《徐霞客游記》，以及紀行賦類的《東征賦》《述行賦》《述征賦》等，大都是經(jīng)史典籍的索引，加上山水土石等自然地貌，通過幾代行旅者不斷的書寫與更新，豐富著古老中國的人文地理。
所以從文體上，《黃河源傳》并不獨屬于新文學以來的任何形式，在溝通古典傳統(tǒng)的層面上，甚至也不局限在文學范疇之內(nèi)。除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地理行跡與文史材料，書中征賦的寫法除了借鏡了傳統(tǒng)，還新增加了現(xiàn)代倫理的思考?！堆闳号c藏野驢》一節(jié)，作者欣喜于水澤吸引來的赤麻鴨、斑頭雁，還有結(jié)實漂亮的藏野驢。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珍稀動物的增加雖然滋養(yǎng)了草原的大生態(tài)鏈，牧人們卻被迫減少了牛羊數(shù)量，因為草都被日益增加的藏野驢群吃掉了。由此，生物學理論與藏民現(xiàn)實生活間的矛盾形成的倫理難題，讓作者深入思考了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xiāng)年鑒》提出的“生態(tài)新倫理”，“一種處理人與土地，以及人與在土地上生長的動物和植物之間的倫理觀”。顯然，這是紀行賦類、尤其是征賦體的寫作才會有的“主體性”。再有《時間深處的宗日》一節(jié)，作者以大量精準的數(shù)據(jù)論證了居址與灰坑的發(fā)現(xiàn)，對于重建幾千年前先民日常生活生產(chǎn)形態(tài)的意義。并通過詳細介紹地下土層的情況，解釋了處于不同深度的耕土層、灰黑色土層和黃褐色土層各自分屬的人類文明階段，將復(fù)雜理論中“歷史的巖層”與眼前的現(xiàn)實地貌聯(lián)系起來，也將本地的宗日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等外來文明的融合演進，一一展現(xiàn)出來。
關(guān)注“人類文明在自然界留下的痕跡”，尤其要借此將一地的自然風物與他地相區(qū)別，這也是“征賦”與山水游記的最大不同之處。當作者在《后記》中談及寫作對象的處理，征賦便有了文體上的合法性。
“地理方面，三江源區(qū)都是雪山草甸溪流湖沼，差異不大，好多地方，除了名字各各不同，面貌卻大同小異。要寫得各有聲色，很難。從地質(zhì)成因上講，三江源的形成，都由同一場漫長的造山運動所造就，其構(gòu)造大戲，寫起來，又難免雷同?！?/p>
差異恰恰是在人文，在渾厚久遠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黃河上游，主流與支流上，自古迄今，多民族沖突融通，雜居共居，發(fā)展起了發(fā)達的灌溉農(nóng)業(yè)，造成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征賦是重視文化影響的寫作，當作者穿行于山川植被、水利村落，目光所及的山水風景，喚起心中所念的，是千秋人類文化史。對于寫作者阿來，文體從不是束縛，而是翅膀，“詩性之美存在于我的文學觀念之中，不只是詩歌、散文、小說，而是所有藝術(shù)?！彼圆庞小饵S河源傳》中時時浮動的社會文化生活史，曹魏至隋的茶馬互市、唐代的漢藏和親，清朝的邊地貿(mào)易，加上岑參、駱賓王、萬世德、劉憲等人的詩詞著述等等，有班彪《東征賦》潘岳《西征賦》等紀行賦體的撫今追昔、吊古評史，也有現(xiàn)代倫理意義上對于東西方人文歷史地理的宏闊描述。
當然，也許對于《黃河源傳》來說，重要的不是地理游記或紀行賦體的定義，甚至不是旅途盡頭關(guān)于“約古宗列曲還是卡日曲”的源頭辨識。而是借行旅之人涉土游方的雙眼，重新觀察生活過、且依然在生活著的華夏大地，更新當代關(guān)于世界、關(guān)于文化與文明的理解和認識。就像古代中國從《禹貢九州圖》到利瑪竇的《輿地山海全圖》，再到《坤輿萬國全圖》的整體性變化，是地理知識改變世界觀念的過程，也是中國人逐漸接受了“圓的地球”代替“九州五服天圓地方”的所在空間想象的過程。觀念革新的結(jié)果，是“坤輿萬國”囊括了華夏大地，是“世界”取代了“天下”，是中國位于世界萬國之中的自我認識。由此，古代中國也走向了近代世界。從地理認知更新與世界觀關(guān)系的維度看，討論人、地理與文明的互動也是《黃河源傳》的立傳之心。
“人與大地，大地與人，本就是相互依存，彼此映照。所以，我寫此傳，地理層面的自然變遷要寫，而民族互動，文化演進，更是書寫重點?！?/p>
這是不是意味著，本就敏感于民族文化與文明進程間倫理關(guān)系的寫作者，也在黃河之源的尋訪過程中，被牽動了心思，思考諸如文化傳統(tǒng)的差異性與文明進程的消弭差異性；文化固定不變的性格與文明流動擴張的氣質(zhì)；以及文化強調(diào)沿襲而文明主張改造等等文明互鑒中當代中國無法避免的問題。所以這才有了《黃河源傳》，有了三江水道上，掬著水草、捻著泥土的行旅寫作者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