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論文學理論的原創(chuàng)力之源
引言
此前寫過一篇談文學理論的理論性與實踐性問題，題目叫《理論的理論品格與及地性》。那篇文章試圖說明，一方面，理論有著自身的延續(xù)性，從而理論的歷史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理論也是聯(lián)系實際的，與文學實踐，包括文學的創(chuàng)作、欣賞、傳播、批評的實踐聯(lián)系在一起，因而有著兩股推動理論向前發(fā)展的動力。這是對文學理論發(fā)展動力的一般性論述，涉及中國文學理論的發(fā)展，這一規(guī)律同樣適用，但也有自身的獨特的特點。
中國的文學理論，一方面對國外的文論有引進、吸收、改造、中國化的特點，另一方面有接續(xù)自身的傳統(tǒng)，在新語境中轉化和發(fā)展的問題。將建立在外國文學基礎上和建立在古代文學基礎上的理論，移植到當代中國，都需要適應。不同的國家、民族、文化、時代，文學實踐不同，對理論的需求也不同。由此，理論在時空中旅行，換了地方，換了時代，所適用的文學實踐不同，就會產生種種格格不入的現(xiàn)象。
不僅如此，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度，文學的性質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都不相同。有的國家以史立國，有的國家以文立國，還有的國家法治優(yōu)先，文學在社會中的地位不一樣。在歷史的不同時段，文學家有時被認為有經天緯地的治國之才，有時則只是被看成是文學侍從、朝廷弄臣；文學有時被看成是社會變革的先導，有時則被看成是娛樂業(yè)的一部分。文學的地位時高時低，其性質也依社會的情況而定。
基于此，關于原創(chuàng)性的考量，就有了新的變量。從原先的理論與實踐因素構成的二維的思考，到需要納入多維復雜因素的考察。
一、兩種原創(chuàng)性主張批判與“三大體系”辨析
在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中，存在著中西二元對立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當然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常常與研究者的學術背景有關。
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出身的人，傾向于主張從古代文論中直接建構出當代文論來。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文論是古今一貫的，從古代直接發(fā)展到近代、現(xiàn)代與當代。在古今轉換的過程中，理論本身由于所面對的對象不同，所處于的社會環(huán)境不同，以及所研究的對象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的不同，已經有了很明顯的變化。然而，這些學者執(zhí)著于中國古代文論的思想豐富性，認為只要通過轉換，就可適用于當代。
與此相反，研究西方文論出身的人，看到西方文論中的一些豐富而有價值的內容，認為它們在中國也有著適用性。一些研究20世紀西方文論的人，看到西方文論方法和流派的不斷更新，新的知識不斷被生產出來，深感過去對此的無知或知之甚少，于是傾全力引進和介紹，要跟上發(fā)展的步伐。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有一種剛打開國門之時的焦慮，要將西方百年文論形成的新流派和產生的新知識一下子全部引進國內。
在這個學術圈子里，所出現(xiàn)的是一種唯恐落后的心態(tài)，以引進國外最新方法、流派、名詞和概念為時尚。他們感到，在外國處于現(xiàn)代時，我們還是前現(xiàn)代；在外國處于后現(xiàn)代之時，我們進入到現(xiàn)代；現(xiàn)在，外國已經是后后現(xiàn)代了，我們還在談論后現(xiàn)代。我們總是比外國落后半拍，而一個好的理論家，應該是迎頭趕上，與外國同步發(fā)展。如果不能走在時代前列的話，也與最新潮的理論相差不遠。
這兩種態(tài)度截然相反，并且相互之間爭論不休，構成了當代文論的一道風景線。當然，能在一道爭論，還算是幸事。另有一些人，則相互之間不對話，不爭論，不在一道開會，不看對方的文章，將一個學科內部的兩種觀點的區(qū)分變成了不相往來的兩個學科。不管是在一道爭論，還是干脆不爭論，這些學者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在做理論研究時，走從理論到理論之路。他們沒有進一步思考，文學理論是一個什么樣的學科，是用來做什么的？或者，說得更明白一點，文學理論還是關于文學的理論嗎？
這里要區(qū)分一些不同的情況。古代文論本身是一個專業(yè)，需要有人專門進行整理、注釋、編輯，形成一些資料匯編、教學用書或教學參考書、適合不同水平讀者的注釋，還需要有人對資料的歷史真?zhèn)慰甲C，對意義源流進行考釋，這些工作當然是需要的，并且也是重要的學問。讀書多，材料熟，總是值得倡導和尊敬的。然而，古代文論是在古代文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古今語言有很大的變化，古代人與現(xiàn)代人的文學感覺、文學經驗也有很大的差異，文學理論要適應當下文學實踐的需要。編輯、注釋本身不是原創(chuàng)，只是有助于當代人從古代文獻中汲取營養(yǎng)而已，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造力之源還在當下的現(xiàn)實。
同樣，對西方文論的研究也是一個專業(yè)，需要有人懂各種外語，進行翻譯、注釋、闡釋，形成種種相應的研究資料匯集和教學用的書籍。我們今天常常嘆息，某些重要的著作還沒有譯成中文，某本書譯得不好，將一本好書糟蹋了，某些語言懂的人太少，一些重要的著作沒有人翻譯，這種嘆息本身，就反映出翻譯介紹的重要。這種工作仿佛是在給屋子開窗戶，引入陽光，讓我們看到外面的世界。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更被看重的學問，即參與到對這些西方文論的國際研究之中。例如，研究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爾等許多大師，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僅對中國學術界有意義，而且在世界上也有意義，那當然是很好的。
然而，引進本身也不是原創(chuàng)，參加國際學術研究也只是提高我們自身的手段，這些都不能取代結合當下的現(xiàn)實進行研究。歸根結底，理論不是智力體操，而是對現(xiàn)實對象和人的活動的解釋。
在當下，倡導要加快建立三大體系，即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對這種建設的重要性的論述也很多，在許多宣傳性的文字中，論述者都是將三個體系并稱，并沒有做出進一步區(qū)分。實際上，在不同的學術領域，這三者含義不同，建立的順序也不同。
在一些純理論領域中，學術體系的建構優(yōu)先。一些著名的哲學家都致力于完成理論體系的建構，在理論的各個點建立邏輯聯(lián)系，將理論的各個分支依據邏輯的關系結合成一個整體，并且致力于使一種成體系的理論延伸覆蓋到各個學科分支之上。
當康德寫完《純粹理性批判》和《實踐理性批判》這兩部巨著，從而論述了認識論和倫理學問題以后，感到在理論體系上的不完整，因而寫出了《判斷力批判》，討論審美論和目的論。黑格爾寫出他的《精神現(xiàn)象學》《邏輯學》，并對哲學的一些其他分支做研究以后，最終還是留下了《美學講演錄》一書，討論藝術哲學問題。杜威在完成了教育學、心理學、形而上學、認識論、倫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以后，在70多歲的晚年，寫出了《藝術即經驗》這部美學著作。有些早逝的哲學家沒有完成自己的美學著作，例如維特根斯坦，關于美學只有一些簡短的談話，然而，在他去世以后，眾多的美學家在他的思想基礎之上，發(fā)展出了蔚為大觀的分析美學流派。
對體系建構的努力表明，要建立學術體系，就需要有一個內在的邏輯，并以此為基礎，致力于對所關心問題的全覆蓋。從一種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fā)，研究各個領域，從而能夠在理論上一以貫之。
在文藝理論界，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系的建構問題，曾出現(xiàn)過一些爭論，至今人們意見也不一致。眾所周知，馬克思關于經濟學的著作，在理論論述上很完整。在哲學和社會學等一些領域，馬克思恩格斯也完成了系統(tǒng)的理論論述。然而，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和文學理論，學界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重要的手稿、筆記、通信中，在一些主要論述其他問題的著作中，有很多關于文學、藝術和審美的精彩論述。這些論述，與他們的哲學體系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其自身也有一定的完整性。
然而，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美學和文藝理論，不少人指出這樣兩個事實：第一，這些手稿、筆記和通信，并不是完整系統(tǒng)的著作，并且他們在世時也沒有發(fā)表。第二，這些論述實際上沒有進入當時的美學界和文論界，沒有參加同時代美學和文論的討論。只是到了20世紀，在世紀之初和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這些論述才被整理、出版、闡釋，成為20世紀美學和文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后，許多人為建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論的學術體系做出了努力，這方面的工作直至當下也仍在進行之中。我們建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學術體系，需要根據處于這種情況的各種論述，將相關的思想連接、展開，進行闡釋和推論。
從這個意義上講，學術體系是建立在學理基礎上的，依照內在的邏輯追求自身的完整性。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美學體系，許多人都在做，在中國也有幾代人的努力，在當下仍在做，這仍是一個緊迫的任務。
學科體系的建設則不一樣，受著學科設立的影響，有了學科，才出現(xiàn)建立學科體系的要求。學科體系不是天然形成的，也并非僅僅是經由學理推導而成，而是由于學術發(fā)展和社會需求，人為地通過行政手段設立的。學科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學術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提出了要求，適應學術發(fā)展的需要而建立，同時也要根據進行教學、培養(yǎng)人才，以至于合理地分配資源的需要而設立。例如美學這個學科，是先有了“美學”（aesthetics）這個概念，后在學科分類體系中設立了這個學科?；诖髮W的形成和發(fā)展，并在大學里進行分科研究和教學，這是許多現(xiàn)代學科形成的依托。沒有這種物質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建立，學科就不可能形成。
學科設置在古代就有萌芽，如古希臘的學園有不同科目的教學，中國古代也有以“六藝”教國子之說。近代大學興起以后，一些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醫(yī)學作為專門學科設立，自然哲學、認識論、本體論、美學，以及歷史學、宗教學等人文學科，還有像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也是如此。由教育管理部門制定學科目錄，并建立相應的教學和學位制度，要求開設相應的課程。一所學校要追求各學科齊全，具體到一個學科內，需要自成體系，內容完整，適合于教學。因此，這種學科體系的建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各學科齊全，補上短板；二是在具體到某個學科，則有著良好的教學設置，包括完善的教材和教輔讀物配置，教師隊伍整齊，學科人才梯隊合理，以及與此相關的教學研究及其成果。
在大學里，有時會根據社會需要來決定學科的設立。如果一個學科的學生畢業(yè)后就業(yè)前景不理想，就可能會決定招生名額削減，以至最終取消這個學科。與此相反，如果一些學科社會需求大，就會擴大招生，充實教師隊伍，加強相關的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科建立并非僅僅基于學理，也有面向社會需要的一面。
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有一些交叉重疊現(xiàn)象：有一種情況是，學術體系的建立先行，后設立相應的學科。這是指已經提出和建立了完整的學術體系，此后才開設相應的課程，依照教學的需要編纂出這門學科的教科書。另一種情況是，已經設立了學科，有了開設課程的需要，編纂出了教科書，后來在教科書的基礎上，發(fā)展出了系統(tǒng)的理論論著，這就是學科體系先行，后建立完整的學術體系。
至于話語體系的建設，則主要是建立與學術體系、學科體系有關的概念和范疇體系。與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相比，話語體系更具有直接性?？鬃釉谡劦秸芜\作時，談到一個概念，即“正名”。他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保ā墩撜Z·子路篇》）“為政”要先建立“名分”。只有正了“名分”，才能說得順，能成事。在“為政”，即政治運作中，有學術體系或意識形態(tài)觀念支撐很重要，也要有學科體系起輔助的作用，但最直接的還是話語體系的建設。在孔夫子的時代，政治話語的運作要通過詩書禮樂來推行，通過一套上流社會的雅言，來從事政治和外交的活動。孔夫子講：“不學詩，無以言?！保ā墩撜Z·季氏篇》）通過對《詩》的學習，形成政治與外交的話語能力，這是古代以《詩經》為依托來建立話語體系努力的表現(xiàn)。
文學理論來自文學批評，原本是從話語的運作開始的。在文學批評中，出現(xiàn)了一些批評的話語，對這些話語的整理、闡釋、總結，就形成了文學理論的話語體系。因此，是先有話語的形成，對話語的體系化追求，才形成了學科，并進而形成適應學科發(fā)展需要的完整體系。文學理論當然是關于文學的理論，歸根結底與文學相關，但這里也有著種種的中介。文學是一個完整的活動過程，其中包括文學的創(chuàng)作、接受和批評、文學史的寫作，這是與文學直接相關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產生了伴生的話語，如創(chuàng)作感受和評論的寫作，文學史的整理。這些話語的記錄、整理、編輯、闡釋，就形成了文學理論的第一層次話語。一些與文學相關的社會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人的活動中的伴生話語，如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則形成了文學理論的第二層次話語，這些話語通過文學理論的著作得到整理和整合。
文學理論是否有學術體系，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有人否定文學理論，或更為具體地說，否定一種被稱為“文藝學”的學科存在。實際上，這是在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間的動搖和混淆。作為學科體系，它顯然是存在的。許多人都在從事這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并且有多種教材發(fā)行，并在文學實踐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學術體系，20世紀在俄國、法國、英國，以及在中國，都有學者在建構。然而，許多人都是依托教材來建構這個學科的，在中國和歐美許多國家都是如此。依據某種哲學體系而建立的，具有理論自洽性的文學理論是否存在，仍是有一個引起人們討論的話題。其實，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這種形式的理論，或者說是否存在文學理論的學術體系，而是這種理論的追求是否有價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種學術體系。
二、理論與實際聯(lián)系的路徑
理論與實際的聯(lián)系有多種多樣的情況，將這些情況化簡，可總結出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認為理性才是事物的本質，現(xiàn)象的世界是虛幻的，于是理論要指導現(xiàn)實；第二種傾向，認為理性的認識只不過是經驗的總結而已，現(xiàn)實世界中人的經驗才是一切知識的起源。這種分歧，體現(xiàn)到對文學的研究中，有著兩種對待文學的態(tài)度。
我們今天一般都稱“文學理論”，而過去常常稱“文學原理”。關于這兩種稱呼間的區(qū)別，以及為什么今天人們多稱“理論”而少稱“原理”，論述的人不多，學者們也常常將這兩者混用。
兩者從詞源上講，還是有很大區(qū)別的。“原理”從principle翻譯而來，這個詞從拉丁語principium發(fā)展而來，原義是“發(fā)端”“起源”，后來有“第一人”“首領”“統(tǒng)治者”“權威”的意思。由于這樣的起源，“原理”一詞指“行動規(guī)則”“基本設定”“某種工藝或行業(yè)的基本方面”，等等。做某件事，或者從事某個行業(yè)的工作，需要先懂得其基本的原理，再通過實踐，熟練掌握其操作要領。
與此相反，“理論”從theory翻譯而來，這個詞來源于希臘語theōria，意思是“觀看”“觀照”“沉思”。從對具體的事物出發(fā)，通過注視，形成對它的認識，并進而形成對事物的構想和思維圖式，從而形成理論。
這兩者在方向上是相反的。前者是構想并制定出來，要求付諸實踐和應用，而后者是從對象或實踐經驗的提升而來。前者是自上而下貫徹實施，后者是自下而上總結提高，這種用詞的差別，也與人們如何看待這個學科有關。將它稱為“文學原理”，是想制定一套原理，指導文學的寫作和評論；而將它稱為“文學理論”，則是試圖面對文學實踐做出解釋。
過去，學術界對兩者的含義沒有作辨析。曾經有過這么一種觀點，認為文學的學習者，要先學習一些關于文學的“原理”，然后深入生活，就能成為作家。作為這種觀點的極端化的表現(xiàn)，是特殊年代的“三結合”的創(chuàng)作：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眾出生活，合在一道形成文學作品。另外，還有一種情況，認為學生在學校學習，是先學一些文學的“原理”，然后接觸文學作品，從而形成對作品的理解，并根據“原理”來對作品進行評論，以及從事文學史的寫作。
后來，人們發(fā)現(xiàn)這種做法行不通。還是要先大量接觸文學作品，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文學的經驗積累，并上升為“理論”。作為創(chuàng)作者，不能根據“原理”來創(chuàng)作，而是要“讀書”和“行路”，即閱讀大量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同時深入生活，積累生活經驗。思想不能孤立存在，要與生活結合在一起。從事文學評論也是如此，不能用原理硬套，而是從作品出發(fā)，對作品有感性的體悟和情感的共鳴，在此基礎上對作品進行分析。在明確了兩者的區(qū)別以后，于是更多的人傾向于用“理論”，而不是用“原理”。
當然，文學理論并不能只是從關于文學的實踐，即從創(chuàng)作、欣賞和批評實踐中生長起來。理論都自有其傳承性，這包括理論中的派別內觀點的發(fā)展和延伸、文學理論本身從其他學科汲取營養(yǎng)、理論發(fā)展中新派別對舊派別的取代等等。理論家們也要讀前輩或同輩理論家的書，在理論思考時要借用既有的概念、范疇和術語，學語以后才能說出新語。這就形成了文學理論的自身獨立性，以及它與文學實踐的距離。一些專門研究理論的人，形成了從理論到理論的習慣。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一書的緒論中，論述了關于“純思想線索”問題。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美學應該最終歸結到社會存在，歸結到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所構成的經濟基礎。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這本書有一個缺陷，仍是“純思想線索”。對此，他解釋說，這是由于當時的特定情況，只能如此寫出，以應急需。他沒能做到這一點，是由于研究不夠，材料不足所造成的。他希望以后的人寫作美學史時能做彌補。
類似的情況在文學理論的歷史寫作中也存在。只寫理論的歷史，將歷史看成是一些觀念的更替，這樣寫出的理論史是空洞的。依照“純思想線索”寫成的美學和文學理論的歷史，將歷史看成是一些概念的出現(xiàn)和更替，而不能說明它們產生的原因，說明它們是如何被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所推動的。文學理論還有一個天然的依附對象，這就是文學實踐。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是毛與皮的關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學理論不應該與文學實踐聯(lián)系，聯(lián)系了就沒有意思了。要建立“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這樣才能讓文學理論放飛自我，說一些與文學無關的話。這種觀點當然有國外學者說過，盡管說這話的人原本也算不上名家，然而，“名家”是根據需要而認定的。為了強調這種觀點，把某個外國人捧為名家，再引用他的話來震懾中國學術界，是學界中一些人常用的手法。這種觀點基本邏輯思路是，既然一批原本從事與文學有關的研究的人，在文學以外說了不少有趣的話，那么，“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就可以成立。這種“有趣的話”包括人們都關心的政治、社會、性別、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等等。當出現(xiàn)什么社會焦點問題，文學理論都要發(fā)聲時，文學理論研究者可以研究一切，除了文學之外。當研究文學成為老套時，文學理論研究的原創(chuàng)就是談一點別的。
過去，由于將文學理論的范圍理解得很狹窄，只將文學理論說成對作家作品研究，或者是對作家生平研究，或者是文學文本的細讀。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這一局限實現(xiàn)超越，用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當然，文學是人學，而人是一個多方面的存在，只有結合各個學科來研究，才能對“人”這個復雜的現(xiàn)象有初步了解。用這些學科來研究文學，對于豐富文學的研究，拓寬思路，深入理解文學現(xiàn)象是有益的。然而，多學科研究不能對人的研究抽象化，還是要回到活著的人本身，從多角度多方面來研究文學，不是說就“沒有文學”。
恰恰相反，這里面有文學，并且文學始終處于中心位置。借來各種工具修一部機器，還是為了修好這部機器，而不是由此對工具上了癮，搞起工具收藏展示起來。用各門學科的成果來研究文學，不能變成跨進了這些學科，卻離開了文學。
由此回到我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文學是文學理論研究者的家園。“家”的意思是，這是可以常進常出的居住地。這是說，文學研究者可以離家出門游覽，甚至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仍然要回到出發(fā)的地方。家是心靈的依托處，理論要從此處生長開來，而這里才是根。朱光潛先生說，他有“純思想線索”的缺陷，或者說，他的書有不足之處。我們不能反過來，去將錯就錯，以不足為滿足，炫耀自己的缺陷。
我們有物理學理論、數學理論，并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理論物理學、理論數學。在人文和社會的一些學科也是如此，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門學科都有屬于自己的理論研究，法學、經濟學、政治學也是如此。在這些學科中，有不同的分支，有人研究學科的一般性理論，有人對學科的具體內容進行分類研究。有人致力于一般性的理論推導，有人進行材料搜集，實際操作，具體細節(jié)的考察等等。其中進行理論研究的人，所研究的對象自然是這個學科中所出現(xiàn)的理論問題。
當然，對一個學科的理論研究，常常與其他學科理論研究具有相通性，在方法上相互啟發(fā)，因此，要求從事理論研究的人有更廣闊的視野。同時，由于過去的文學理論范圍較窄，方法單一。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文學理論界就開始了從各方面尋找理論資源，拓展文學理論的嘗試。新方法論的興起，文化研究的發(fā)展都是如此。從事理論研究的人，要從各學科汲取營養(yǎng)，豐富自己。
如果不能走出去，接觸其他的一些學科，那么，理論研究者就會像是“畫地為牢”一樣，不得越雷池一步。然而，走出去以后，還要回來。這絕不是像“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那樣把文學本身舍棄掉。如果出去后就不回來，那就是學術上的流浪漢。不能畫地為牢，也不能當流浪漢。
那種從“不僅要研究文學，而且要研究其他”的邏輯推導出“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的說法，本身是不合邏輯的。這只會導致一種情況，即文學理論研究者試圖去研究一切，卻偏偏舍棄了文學本身。文學理論不管如何擴容，不能背離三點：首先，這種研究要從文學出發(fā)；其次，在研究過程中要圍繞著文學；第三，這種研究要以文學為目的。否則的話，就不能叫作文學理論，而可叫作別的什么理論。如果某位文學理論研究者想改行，這當然可以。祝你改行成功！祝你在新的領域里取得更大成就！但是，請不要占據著文學理論這一原本已經很小的學科領地而又號召不研究文學，讓文學理論的研究無處棲身。
三、關于創(chuàng)新三步走的策略
關于文學理論如何建構和如何創(chuàng)新，我想將三句現(xiàn)成的話結合在一起，將之看成是三步走的策略。這三句話人們常常談及，但我想給它們理出一個順序關系，并以此探討當下文學理論如何原創(chuàng)問題的解決之道。
在這三步中，第一步是“拿來主義”。魯迅先生曾對“拿來”這個概念做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國外的東西，只要是對我們有用，就要放出眼光去拿。這既包括拿國外的技術，也包括拿國外的理論?！案母镩_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學習國外的科學和技術，克服各種困難，努力加入國際供應鏈，同時也要學習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實現(xiàn)觀念的更新。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拿來”有主動去“拿”這一層意思。“拿”不是“送”。外國人送來鴉片，我們不能要。一些腐朽的思想，我們也要拒絕，要“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
其實，對中國古代的理論，也要持“拿來”態(tài)度。古代的遺產并非天然合理，那種將遺產看成是“血脈”，認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不對的。不要動不動就說，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不會有錯，想要改動就是欺師滅祖。古代的文化遺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列寧提出過“兩種文化”的理論，毛澤東指出過要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擯棄其封建性的糟粕，說的都是這方面的道理。一些哲學家們在提到過去的思想時喜歡用“揚棄”一詞，有批判也有繼承。在不同的時代，社會生活狀況不同，對理論的需求也不同。照搬過去的理論，根本行不通。
第二步是“實踐檢驗”。好不好，有用無用，要通過當下的實踐來檢驗，堅持理論引進和理論運用的主體性。不管著名理論家和批評家的名氣有多大，說了都不一定算，適用于別處或過去的理論也不等于適用于現(xiàn)在，當下的實踐才是檢驗的標準。我們寫文章，不能只是敘述外國人說了什么又說了什么，寫來寫去，最后還是歸到外國人的某個結論上，使中國實際上成為外國理論的注腳，理論好不好，是實踐說了算。同樣，我們也不能認為傳統(tǒng)就具有天然合理性，也同樣要接受當代實踐的檢驗。今人要對古人的理論持“揚棄”的態(tài)度，不等于今人就比古人聰明，因而古人看不明白的事今人一看就明白了。今人接受理論，要依據當今的實踐，正是新的實踐經驗的積累，使今人能夠看出古人理論的不足之處，能站在古人的肩膀之上。
第三步是“自主創(chuàng)新”。不管是外國的理論，還是古代的理論，在當下都已經時過境遷了，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照搬。那些既有的理論話語，可能會啟發(fā)我們的思維，我們要通過“學語”來實現(xiàn)理論的進入，但這些話語也可能有不適合我們當下實踐之處，從而帶來誤導。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錯誤，都由此而出現(xiàn)。過去，一些人追求思想的“正宗”而不顧當下的現(xiàn)實，今天也有人打著“學術嚴謹”的旗號而生搬硬套。所有這些學來的話語，都需要我們在實踐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和創(chuàng)造，融進我們自己的理論之中?！罢凇焙汀皣乐敗?，有利于我們學習，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又會阻礙我們創(chuàng)新。
文學理論學科體系的性質，決定了它們在話語上的特點。這就是要“雜”，雜語溝通，來源多樣而又不斷實現(xiàn)著整合。我們不要追求純而又純的中國理論，把理論的血統(tǒng)看得至高無上，以它的“中國性”“民族性”為“正確性”的標準，也不要以作者的世界性名氣作為“正確性”的標準，而是從實踐出發(fā)，取各家之長，形成自己的理論。
前面已經說到，建立中國文學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話語體系，要走“拿來主義”“實踐檢驗”“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這種三步走，是從操作層面來講的。如果從邏輯層面上講，則恰恰相反，“創(chuàng)新”應該成為邏輯的起點。面對當代社會的需要，還是要從“創(chuàng)新”出發(fā)。
我們習慣于一種思維，即一個人，或者一種文化，原本處于靜態(tài)，面對外在的沖擊，產生反應，從而形成變化?！澳脕怼薄皩嵺`”“創(chuàng)新”的三步，從操作上可以這樣做，但也可能使人在理論上產生誤導，認為既有話語是一個固定不變物，在外來沖擊下產生變化，從而形成新的質。
這種思維方式有著一個根本的錯誤，這就是靜態(tài)地看待人和看待文化，一個人或一個文化因此而被物化了。人總是處于活動之中，在活動中與外在物相互作用，產生好奇心和對知識的需求，并由此而對外在的理論形成興趣，有選擇性地接受外在的理論。個人是如此，作為群體的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亦是如此，作為活的文化，總是處于運動變化的狀態(tài)，這種變化著的文化，有著內生的動力，要適應變化著的環(huán)境，發(fā)現(xiàn)自身存在的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從而接受新思想，學習新理論。
這種活動論的哲學，決定了創(chuàng)新的意圖領先，并以實踐為基礎。馬克思說：“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闭f的就是這方面的意思。所有的理論的訴求，都基于實踐。創(chuàng)新從本質上講就是這種實踐的創(chuàng)新。在實踐中提出要求，發(fā)現(xiàn)問題，吸收知識，借鑒外來的經驗。實踐固然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僅僅說到此，還是不夠的。如果僅僅說到此為止，實踐就只是從屬于認識論，是對已認識到的知識的檢驗。實踐不僅具有認識論的意義，還具有本體論的意義。甚至可以這么說，實踐首先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其次才具有認識論的意義。認識從屬于實踐，服務于實踐，以創(chuàng)新引導的實踐，是文學理論發(fā)展的內生動力。
如此說來，“拿來”是在實踐基礎上，有了建立理論的欲求時才出現(xiàn)的學語和借語現(xiàn)象。理論的學習，理論話語的引入，永遠是有著主體性的。選擇學習某種理論，對這種理論進行闡釋時做出意義的改變，甚至對一些理論進行誤讀，都具有主體性，是“拿來”的結果。同樣，傳統(tǒng)的理論進入到當代的話語體系之中，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中國文論的三步驟，即“拿來”“實踐”“創(chuàng)新”，也可以反過來說，即“創(chuàng)新”“實踐”“拿來”。前者是就操作的順序而言，而后者是從理論發(fā)展的邏輯順序而言。
結語
原創(chuàng)性并非憑空想出某種新的東西，而是立足于實踐，借鑒各種理論資源，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活動產生的結果。因此，這種創(chuàng)新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理論資源要“雜”而不要“純”，廣為吸收，博采眾長，而不是追求純而又純的理論。
第二，立足實踐，在實踐基礎上發(fā)展，絕不能搞“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
第三，在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中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資源，而非靜態(tài)地刺激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