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建江：“百年百篇”傳承紅色基因
孫建江，學者、作家、出版人。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導論》《童話藝術空間論》等論著十余種，《美食家狩獵》《樹上的風鈴》等作品集四十余種。曾獲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等國家級和全國性獎項三十余次。
“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百篇”系列叢書
《海濱的孩子》《我可不怕十三歲》《小巷木屐聲》……一套以“百年百篇”為概念，遴選新文學運動開啟（1917年）至今百年期間的短篇佳作，以波瀾壯闊之姿，全面、客觀、集中展示了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短篇藝術成就的“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百篇”系列叢書近日問世。這是一套情與魂能真正與中國孩子的心靈連接，提供有益于孩子成長的精神養(yǎng)分的叢書。
整套書既有魯迅、老舍、宗璞、任溶溶、曹文軒等文學大家，也有趙菱、吳洲星、孫玉虎、慈琪等青年作家，共集結了海峽兩岸最具代表性的現(xiàn)當代兒童文學作家174位。
分量厚重，篇篇經(jīng)典，但篇幅卻很輕巧，在這100年的佳作中，孩子還能讀出中國文化孕育出的獨有的文學發(fā)展脈絡，許多作品契合孩子生活的回憶、環(huán)境，能引起更深層次的共鳴與思考。
這些經(jīng)典之作的挑選，都是各個領域的文學專家花了兩年時間一點點“磨”出來的，從“百年百篇”中如何窺見百余年來中國兒童觀和兒童文學觀的發(fā)展演進，這些思想性、文學性與可讀性兼?zhèn)涞淖髌罚瑢⒆诱Z文各方面綜合素養(yǎng)的提升都有哪些幫助，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叢書總主編、著名作家孫建江先生。
“兒童文學”這名稱，始于“五四”
記者：“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是何時明確提出的？它對于加快中國兒童文學由非自覺狀態(tài)向自覺狀態(tài)轉變的進程意義何在？
孫建江：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適宜于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古已有之，一直存在。在中國，自覺意義上的兒童文學萌發(fā)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1917年，是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啟之年。這一年，胡適、陳獨秀分別發(fā)表劃時代雄文《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包括兒童文學在內(nèi)的中國新文學無不受惠于隨之開啟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洗禮。正如茅盾所說：“‘兒童文學’這名稱，始于‘五四’時代?！?/p>
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首先源自對兒童的“發(fā)現(xiàn)”和重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之于推動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進程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魯迅不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奠基者，同時也是中國兒童文學卓越的建設者。魯迅十分重視兒童教育。他認為，兒童教育的問題，于我們民族的前途有著極大的關系。那些以封建倫理道德去規(guī)范兒童的蒙學讀物，勢必造成“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真，還變得呆頭呆腦”。
1920年，周作人在一次題為《兒童的文學》的演講中首次提出了“兒童的文學”概念（見《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他從“兒童的”和“文學的”這兩個方面入手對兒童文學進行理論闡釋，可謂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周作人強調“兒童的”文學，目的在于強調兒童需要文學。兒童不是縮小的成人，兒童有自己“內(nèi)外兩面的生活”，與成人一樣，兒童也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既然如此，與成人一樣，兒童也需要文學。
如果說，在周作人之前的梁啟超、孫毓修等人的有關兒童文學的意見，很大程度上還只是一種零散的、不經(jīng)意的、非自覺的議論，那么，周作人有關兒童文學的意見，則無疑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自覺的研究了，他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這一概念后來逐漸簡化為“兒童文學”）。這不能不說是周作人對前人的一個重要突破。
由于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有著較為堅實的理論依托，因而“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很快贏得了人們的贊許和認同。1921年，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伊始，即發(fā)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兒童文學運動”。除了周作人本人又發(fā)表了《兒童的書》《關于兒童的書》等文呼喚兒童文學外，葉圣陶于1921年在《晨報》上呼吁“希望今后的創(chuàng)作家多多為兒童創(chuàng)作些新的適合于兒童的文學”。嚴既澄于1921年在上海國語講習所向來自全國各地的進修教師作《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上之價值》演講指出：“兒童文學，就是專為兒童用的文學”。
“兒童的文學”這一概念的明確提出，加快了中國兒童文學由非自覺狀態(tài)向自覺狀態(tài)轉變的進程。中國兒童文學進入了自己全新的時代。
中國兒童文學，帶有自己鮮明的藝術特征
記者：多年來，您一直在編中國兒童文學年度精選，是怎么想起編這樣一套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文叢的？
孫建江：多年前，與任溶溶先生聊天，他知道我一直在編中國兒童文學年度精選，就建議我編一套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文叢。任先生一直關心我鼓勵我，這我是知道的，但他的這個建議我當時還真不敢貿(mào)然應允。過了幾年，任先生見到我又提及這事，看來老人家是認真的。他知道我有顧慮，就特別說，編這樣的文叢學識和眼界固然重要，但公允之心和務實精神更重要，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付出常人完全無法知曉的背后辛苦。他說，我看你蠻合適做這件事。這個時候，老人家已年逾九旬。自那以后，我開始認真考慮老人家的建議了。
不久，我拿出了編選方案。我設想中的這套文叢，主體閱讀對象定位于當代少兒讀者，非純史料鉤沉，強調當代意識和史家眼光。隨后，我向任溶溶、金波、海飛、高洪波四位權威報告請益，他們不僅均給予肯定，還欣然應允擔任文叢的顧問。同時，我又邀吳然、凡夫、蕭萍、張國龍、李學斌、胡麗娜、周勝南等作家學者擔任分卷主編，亦獲他們肯定和支持。
本文叢分為“小說卷”“童話卷”“童詩卷”“非虛構卷”“寓言卷”和“幼兒文學卷”。各卷入選作品順序按作者出生先后排列。由于本文叢規(guī)模龐大，前期規(guī)劃中的“科幻卷”“戲劇卷”“理論卷”等未能同步推出，留待以后有機會和精力，再行續(xù)編吧。
記者：為什么說20世紀對于中國兒童文學來說意義重大？這套叢書，也是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大致脈絡的一個梳理？
孫建江：20世紀對于中國兒童文學來說，意義重大。這不僅僅因為自覺意義上的中國兒童文學產(chǎn)生于20世紀初，還因為20世紀是中國兒童文學從單一走向豐富，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全面發(fā)展的時代。由于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末新時期的改革開放這兩次歷史性的變革，使得中國兒童文學得以加快自身的全球化進程，并成為世界兒童文學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兒童文學受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兒童文學缺乏或沒有自身的特點。由于中國兒童文學特殊的背景（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新文化的歷史抉擇），中國兒童文學無論是初始的產(chǎn)生還是后來的發(fā)展，都無不帶有自己鮮明的藝術特征。這一鮮明的藝術特征，決定了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之間存在著一種互補關系。也就是說，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之間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世界兒童文學的一些主要類別，在中國兒童文學中都有所呈現(xiàn)。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世界兒童文學的類別在中國兒童文學的格局中所占比重并不對等，有的差異還相當?shù)拇蟆?/p>
中國兒童文學的獨特性
記者：為什么說中國兒童文學是教育型占主導地位？
孫建江：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基本格局，概而言之，可做以下的表述，即：以教育型為主，以溫情型、游戲型為輔，兼及其他類型。
魯迅曾說：“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chuàng)作的路的。”1923年，葉圣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童話集《稻草人》，這本薄薄的童話集，為日后中國兒童文學的兩個重要類型——教育型和溫情型勾勒出了雛形。耐人尋味的是，葉圣陶這位非常注重兒童文學教育功能的人，他最初創(chuàng)作的《小白船》等幾篇童話卻是典型的溫情型作品。到了《稻草人》，深沉凝重取代了清麗柔美，嚴酷的現(xiàn)實取代了溫存的幻想世界。這為后來的教育型作品開啟了先河。1931年，葉圣陶出版第二本童話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則完全注重的是教化功能。葉圣陶創(chuàng)作的這一轉變，盡管有諸多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社會現(xiàn)實所致。這也表明中國兒童文學的獨特性。
中國是一個注重“詩教”、注重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的國度，對讀者進行“詩教”，強調“文以載道”，這是歷代文化人普遍遵循的一個原則。這一文化態(tài)勢對中國兒童文學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梢哉f中國兒童文學的每一個時期都擁有為數(shù)眾多的教育型作品，教育型作品貫穿著整個百年中國兒童文學。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葉圣陶、郭沫若等的作品，三四十年代，有陳伯吹、賀宜等的作品，五六十年代有金近、魯兵等的作品，八十年代至新世紀，有眾多作家的這類作品。就百年中國的兒童文學狀況言，注重教育型作品創(chuàng)作的作者隊伍之龐大，教育型的作品涉及面（體裁、題材）之廣，是注重其他類別創(chuàng)作的作者和他們的作品無法企及的。
溫情型作品的萌發(fā)與教育型作品的萌發(fā)保持了同步。但溫情型作品在數(shù)量上明顯少于教育型作品，而且溫情型作品也沒能始終貫穿于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各個時期。溫情型作品曾在20世紀初的20年代和20世紀末的80年代出現(xiàn)過兩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以冰心的《寄小讀者》為代表。母愛和人格化了的大自然之愛是這一時期作品的突出特點。溫情型作品的第二次高潮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一時期，溫情型作品有了全面（體裁、題材）的復蘇和發(fā)展，產(chǎn)生過許多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如孫幼軍、金波、曹文軒、張之路、程瑋、秦文君、冰波等的作品。新世紀初，溫情型作品也有不錯的表現(xiàn)，出現(xiàn)了彭學軍、湯素蘭、湯湯等的作品。
游戲型作品出現(xiàn)的時間稍晚，數(shù)量上也遠不及教育型作品。中國游戲型作品的發(fā)軔，始于20世紀30年代張?zhí)煲淼耐挕洞罅趾托×帧返茸髌?。張?zhí)煲淼膭?chuàng)作夸張、風趣，極具喜劇色彩，但其間的教化功能、諷刺意味也頗為明顯。張?zhí)煲碇笙喈斠欢螘r間，此類作品幾近絕跡。直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方出現(xiàn)了任溶溶的《“沒頭腦”和“不高興”》、包蕾的《豬八戒新傳》，這類作品的數(shù)量并不多。比之張?zhí)煲?，任溶溶、包蕾更強調作品的幽默特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游戲型作品創(chuàng)作的高潮，鄭淵潔、周銳、葛冰、彭懿、高洪波等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這是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大致脈絡。
幫助小讀者在人生的起步階段積累起良好的人文素養(yǎng)
記者：回望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從強化政治引領，講好中國故事，傳承紅色基因的方面，哪些作品給您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孫建江：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百篇，發(fā)生于中國，創(chuàng)作于中國，編選于中國，可以說是原汁原味的中國故事。在這些中國故事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以“紅色基因”和“藝術品質”兼?zhèn)湟婇L。像《雨來沒有死》《三個銅板豆腐》《海濱的孩子》《鏡子的故事》《奇異的紅星》《小隊長的苦惱》《帽子的秘密》《小伐木人的筆記》《十八雙鞋》等作品，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散發(fā)著獨特的藝術魅力。
記者：這套文叢時間跨度百年，您認為對當下少兒讀者感受文字魅力，汲取創(chuàng)作營養(yǎng)，點燃文學夢想有著怎樣的益處和幫助？
孫建江：這套文叢是眾多專家在百年的時間長河里，精心打撈、淘洗、比對、篩選出來的兒童文學精品。這些作品內(nèi)容多姿多彩，體裁涉及小說、童話、童詩、非虛構、寓言和幼兒文學，藝術品質上乘，可謂優(yōu)中選優(yōu)。對當下少兒讀者而言，這套文叢的益處和幫助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以最少的時間領略百年時間長河里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魅力；適合少兒閱讀的作品，讀者針對性強；內(nèi)容豐富，體裁多樣，各取所需；所有作品都是短篇，適宜學業(yè)壓力繁重的少兒讀者課余閱讀；文叢中的不少作家作品多次入選了各種各樣的中小學語文課本，本身就是寫作的范文；當然，最重要的還在于，這套文叢會讓小讀者愛上文學，讓小讀者在人生的起步階段積累起良好的人文素養(y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