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文學概論》：從理論上重新發(fā)現(xiàn)“動物文學”
《動物文學概論》，韋葦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45.00元
韋葦先生以新著《動物文學概論》為他40年來致力于兒童文學教學與研究再添里程碑意義的成果。韋葦先生“以一本支大廈的精神和氣概”（陳伯吹語），在世界兒童文學史領域不斷耕耘，總在別人不留意處和不經意間不斷發(fā)現(xiàn)，為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做著開創(chuàng)性工作。
“動物文學”：一種獨立的文學現(xiàn)象
韋葦先生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有“三大發(fā)現(xiàn)”。一是1986年在《世界兒童文學史概述》里發(fā)現(xiàn)了“兒童的被發(fā)現(xiàn)”，從此“兒童的被發(fā)現(xiàn)”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二是1994年在《俄羅斯兒童文學論譚》里發(fā)現(xiàn)了“大自然文學”，確立了以普里什文、比安基、帕烏斯托夫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大自然文學的典范意義，為中國大自然文學的興起提供理論指引和創(chuàng)作啟示；三是2020年以《動物文學概論》發(fā)現(xiàn)“動物文學”，將動物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現(xiàn)象加以思考并形成系統(tǒng)性理論成果，開創(chuàng)了一個屬于兒童文學的動物文學門類。“三大發(fā)現(xiàn)”確立了韋葦先生作為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者之一的重要地位。
韋葦先生關于“動物文學”的發(fā)現(xiàn)來自他對世界兒童文學發(fā)展史的全面了解和獨到觀察，還有他創(chuàng)作翻譯一大批動物文學作品的感悟體會，如主編“世界動物文學”叢書，譯介《寫給孩子的動物文學》等。他從自己的創(chuàng)譯實踐和孩子們的閱讀接受出發(fā)，忠實于自己的內心感受和兒童的閱讀反應，不受已有理論的局限，沒有先入為主的框架束縛。每一次重大發(fā)現(xiàn)，似乎都是韋葦先生靈感式的自說自話，其實個中都有韋葦先生獨到的學術發(fā)現(xiàn)、理論價值和思想智慧。就像“動物文學”概念從靈感式提出到系統(tǒng)性理論闡釋，其間凝聚了韋葦先生幾十年來的探索思考。
早在35年前著編《世界兒童文學史概論》的時候，韋葦先生就有專章講述《20世紀歐美諸國的動物文學》。在2019年第五版《世界兒童文學史》里，韋葦先生更是用了第五章和第十二章兩個章節(jié)較大篇幅，分別講述“20世紀前半期動物文學成為世界兒童的熱門讀物”和“20世紀后半期擁有穩(wěn)定讀者群的動物文學”。從這兩個標題中也鮮明地體現(xiàn)了韋葦先生判定“動物文學”這一文學現(xiàn)象的前提是“兒童讀者”將“動物文學”占為己有的事實，而不是從概念中抽象出可能有的價值與意義?！白x者反應批評”的接受美學原則是韋葦先生觀察評價動物文學以及所有兒童文學現(xiàn)象的基本立場，也是他“兒童的被發(fā)現(xiàn)”這一“兒童本位”思想的學術實踐。
在韋葦先生看來，一個學術名詞的提出或一種學術概念的形成，包括一門新興學科的誕生，都必須根植于兒童閱讀接受的現(xiàn)實土壤又反過來推進兒童的閱讀接受。就像“動物文學”起初也有韋葦先生“說給自己聽的味道”，但“動物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理念對現(xiàn)實創(chuàng)作產生的影響讓韋葦先生有了意外收獲，反過來堅定了他將“動物文學”作為一種顯著的兒童文學現(xiàn)象加以重視和研究的初衷與決心。他說：“新世紀第一個年代快過完的時候，動物文學的富豪沈石溪有一次席間告訴我，說他動物小說創(chuàng)作的開始和堅持，最早是得到了我的文學史的理論支持。我才意識到當時把動物文學獨立出來作為一章來描述是意義深遠的。以動物、人與動物為描寫對象的文學，在歐洲，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已經有一批作品說明它是一個強有力的存在，我在我的文學史里堂而皇之地獨立成章，只不過是應運而生而已?！?/p>
給動物文學予系統(tǒng)研究
韋葦先生以自己熟練掌握多種語言的優(yōu)勢，一只眼睛盯著世界，一只眼睛凝視國內，站在浙師大這座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的制高點上，飽覽中外兒童文學風景，汲取世界兒童文學精華，放出自己的眼光，發(fā)出“動物文學需要獨立研究”的聲音，開風氣之先，成一家之言。
動物文學是本源、本色、本真的兒童文學。動物文學“天然容易被兒童所接受”，兒童在生理心理上最接近動物生命的自然狀態(tài)。歐洲第一部動物史詩《列那狐列傳》（12世紀）、世界公認第一部兒童文學名著《鵝媽媽故事集》（1697年）、“動物小說之父”加拿大作家西頓的動物小說《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1898年）、法國博物學家法布爾的《昆蟲記》（1879年-1907年）、前蘇聯(lián)大自然文學奠基人比安基的《森林報》（1928年）、“中國動物小說大王”沈石溪的動物小說和“中國大自然文學之父”劉先平的“大自然探險系列”……都是被證實了的世界范圍內公認的兒童文學典范作品。韋葦先生說，“動物文學能給孩子們以獨特的生命教育”，“他們的人格也就能夠在更宏闊、更豐盈的背景上得到健康的發(fā)展”。
動物文學是現(xiàn)代文學概念，是生態(tài)文明時代的新文學。雖然動物與文學的關系與生俱來，但“動物文學不可能在工業(yè)文明、科技文明和城市文明興起的19世紀以前產生”。此前文學中大量的動物書寫，本質上只是將動物當作人類表情達意的道具。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年代里，人類充滿對動物的偏見、傲慢和敵視，以為人類可以主宰自然界一切生命，無視動物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用韋葦先生的話說，“人只不過是地球上一種能用語言思考、表達，從而具有物質和精神創(chuàng)造能力的動物而已”。大自然并非為人類而存在，而人類來自大自然，也從未離開過大自然?！爸挥挟斘覀冋J識到，地球是一個人與動物命運與共的生物圈，地球是任何動植物一起擁有的生存共同體，我們的生態(tài)觀念才能正確建立起來。這樣，我們就會對有些生命意識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意識特別強的人懷有深深的敬意”；也只有“當動物的生存問題因為工業(yè)和城市迅猛發(fā)展而引起關注的時候，當作家對動物生命有新的理解的時候，以動物為本位、為重心的動物文學就應運而生了。動物文學作家只不過是用文學來思考大自然、思考生命的一批人，他們把真實的動物世界用藝術的語言經營成一個個精彩的故事、不朽的生命傳奇，打造成文學圖書的常青樹”。
動物文學是大自然文學，關注與自然的關系。大自然文學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審美的文學，人與動物的關系集中體現(xiàn)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大自然文學”一詞是韋葦先生于1994年首先創(chuàng)譯的，是他將俄羅斯兒童文學作家比安基以《森林報》為代表的包羅萬象的動植物故事首譯為“大自然文學”，在《俄羅斯兒童文學論譚》里，第三編標題就是《俄羅斯居世界前列的大自然文學讀物》，講述比安基、普里什文和帕烏斯托夫斯基三位動物文學作家的創(chuàng)作。韋葦先生之所以給他們創(chuàng)作的動物文學取名“大自然文學”，是認為三位作家有一個共同的創(chuàng)作理念：“只要是生命就值得去發(fā)現(xiàn)愛意”，“不敬畏所有生命，就不是真的道德”。這些理念已經“明顯超越了環(huán)境保護和動物保護層面上的意義”，體現(xiàn)出自覺的生態(tài)道德觀和生態(tài)整體觀，“激勵讀者去親近大地母親，去和大地和諧相處，去恢復與大自然的良好關系，去關注每一株草、每一棵樹、每一種禽鳥野獸、每一座山巒、每一條河流”，用普里什文的話說，“我們和整個世界都有血緣關系，我們現(xiàn)在要以親人般關注的熱情來恢復這種血緣關系”，依此重新找回人類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建設生態(tài)道德就是造福人類。韋葦先生將“文學是人學”的命題提升到人與自然關系審美的時代高度，既有動物學、博物學、生態(tài)學的豐富知識內涵，又有自然美、生命美、和諧美的審美價值追求，為發(fā)展大自然文學指出了一條動物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
動物文學就是動物文學，動物文學研究將成為一種顯學。作為一種明顯而獨立的文學現(xiàn)象，動物文學源自民間文學，以神話、傳說、寓言、童話和故事、大自然文學等多種形式出現(xiàn)，在兒童文學中孕育發(fā)展，在生態(tài)文學中汲取營養(yǎng)，在生態(tài)文明新時代發(fā)展壯大，成長為可以與諸種文學形式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新文學；同時，動物文學又不失其初心，不背叛其歷史，在創(chuàng)新型傳承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中，不斷豐富當代兒童文學的內涵和形式，更好地展現(xiàn)出兒童文學與時俱進的品格，成為老少咸宜、寫給孩子又相伴一生的文學。與此同時，韋葦先生又提醒人們注意，動物文學的“重心不在人文”，它“不是以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為宗旨的文學”，它描寫對象的也并不“包括山川湖海間生活著的所有生物”，因而要把它與人文文學、環(huán)保文學、大自然文學區(qū)分開來，與借動物來擬人的童話、來象征的寓言、來科普的知識讀物區(qū)分開來；在創(chuàng)作動物文學時，“不能滑向沃爾特·迪斯尼，把動物寫成披著動物外衣的人類”。韋葦先生強調“動物文學自有獨特內蘊和魅力”，它是“文學的一個類別”，“要求蓄涵文學的閱讀魅力”，要求“嚴格地遵守動物文學的國際通則：把生物界生命科學奠為這塊文學的基石，強調的是大自然生命觀的真實，是一種與人類密切相關卻遠離人類中心主義的對動物生命歷程和生活習性的種種事件的生動呈現(xiàn)和細致描摹”，具有獨立審美價值、深厚文化意蘊、廣泛讀者需求、廣闊市場前景的新文學。
做動物文學研究，要有中國立場和中國自信。韋葦先生畢生研究世界兒童文學，卻不像有些人那樣言必稱希臘，對中國兒童文學采取虛無的、不屑一顧的否定態(tài)度。韋葦先生給自己的研究訂立“新思路”，就是“更多地擺脫西方學人”的影響，“更多地依據(jù)中國讀者、中國孩子感覺的可讀性”，在介紹世界兒童文學時，特意將“中國人讀來感覺得勁”的世界經典作品挑出來做詳說細評；同時，“作為一個越來越自信的中國人”，在介紹中國兒童文學時，特意將“中國人讀來感覺得勁”的中國經典作品添列到世界兒童文學之列，就像這部《動物文學概論》對中國動物文學的論述那樣。雖然動物文學在中國起步較晚，但發(fā)展迅速，涌現(xiàn)出了沈石溪、劉先平、黑鶴、韓開春等一批受到兒童讀者歡迎的動物文學作家，韋葦先生將他們作為“在追隨中崛起的亞洲動物文學”的代表，在《動物文學概論》中給予專門章節(jié)的論述，不僅體現(xiàn)了韋葦先生對中國動物文學的自信，也是希望在與盛產動物文學的加拿大、俄羅斯的對比中，“一步步超越，一步步走到世界前列去”。
如果用一種動物來比喻韋葦先生，人們自然想到他的生肖屬狗——忠誠、敏銳、機智，有正義感、責任感、人情味。但在韋葦先生的價值觀里，把尊嚴和傲骨看作人的脊梁，最不能容忍“給根骨頭就搖尾巴”的德行。他說：“我的尾巴并不乖巧，我沒有一個狗的靈魂?！彼炎约罕茸饕恢弧八悸穭e致的田鼠”——勤奮、忙碌、快樂。春天里忙著“把陣雨擰開”，夏天里忙著“把花兒描好”，秋天里忙著“帶來小麥和核桃”，冬天里，忙著把收集來的陽光、顏色撒抹在田鼠們的心頭，忙著用收集來的詞兒做美妙的詩（《我愿意我就是那只田鼠》）。韋葦先生把自己比作“一峰駱駝”，“倔強”是他的性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