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16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延續(xù)新世紀以來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形成了一些亮點。首先，整體性的問題意識逐步顯現(xiàn)，體現(xiàn)為史觀的選擇，以及基于相應選擇的“有立場的研究”日漸增多。實際上，相比“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作為學科建設的意義一直不斷被追問，原因是“現(xiàn)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明的轉型與建設的同步性，與現(xiàn)代歷史高度的互文性。可以說，1980年代以來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從來沒有從這種追問中取得過一貫穩(wěn)定的“學科內部價值”，相反，對它的討論越來越呈現(xiàn)出本源層面的分歧，在當今的形勢下，它更是成為了一種思想判斷乃至決斷。

現(xiàn)代文學研究因此具備了雙重屬性，一方面它的形成基于客觀史料、文本和完成了的事件、人物，另一方面，它呈現(xiàn)出一種“不斷問題化”的獨特的特征。在我看來，我們對這種特征不必有過多的焦慮，相反它意味著現(xiàn)代文學研究獨有的活力和價值，是中國現(xiàn)代歷史書寫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些年來不斷出現(xiàn)的，對現(xiàn)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新穎解讀，都是源自這一點，2016年的研究也不例外，種種有關“現(xiàn)代”、“中國”、“學術”、“文學”本身的意義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而各種后現(xiàn)代的方法論在這些反思形成的新的話語空間之中也有了用武之地。

迄今為止發(fā)行量最大、得到最多公認的現(xiàn)代文學史教材《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在2016年出版了全新修訂版，距此書初版本也已經有30年了，修訂版的各章敘述都有所調整，而總體結構變動不大，仍然延續(xù)了“思潮與運動”、“文體”、“重要作家”的敘述結構，但也有一些變化，比如單章論述的作家增加了沈從文一章，“通俗小說”更名為“市民通俗小說”，內容也增加了不少。歷經30年，這本文學史在各種不同的思潮與話語的碰撞之中，取了一種相對穩(wěn)重中立、優(yōu)美曉暢的敘事風格?！冬F(xiàn)代文學三十年》的敘事起點是“文學革命”，這本身就是一種基本的歷史判斷，即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是基于歷史的重大轉折，而結束于另外一種重大轉折，這一點是明確的，而除此之外，在兩次重大轉折之間，“三十年”有一種被暫定下來的時間的意味，既是客觀無疑的，又開放給了各種闡釋空間。在當下這種文學史觀不是沒有受到挑戰(zhàn)，比如海外漢學研究對“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的不同理解，以及國內學者對“民國文學”、“漢語新文學”和“華語語系文學”等概念的辨析與提倡，都體現(xiàn)了基于不同歷史觀的“命名”與學術反思，對于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挑戰(zhàn)與沖擊。

1906年《青年雜志》的改版揭開了革命的序幕，著眼于“起點”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在2016年對新文化運動百年的紀念是一大主題，各大期刊都推出了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特輯，總體來看，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同樣在本源意義的辨析上有所加深，新文化運動本身是一場什么性質的運動，它和100年來的啟蒙、革命、現(xiàn)代性話語和社會運動之間是什么樣的關聯(lián)？新文化運動名為“文化”，其文化啟蒙的面向一直是學界關注的，而近年來關于新文化運動作為社會運動、社會動員的討論也逐漸增多，有學者認為“社會改造”是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一個面向，其中有著“新村”、“工讀互助”、“小組織實驗”、平民教育、社會調查為代表的諸多實踐，這種實踐所造就的社會氣氛，對于早期新文學的影響很大，因此，在“思想啟蒙”和“工具革新”之外，必須加入“社會改造”的層面，才能理解新文化運動與各種社會實踐的聯(lián)系，從而更好地觀察其歷史走向。也有研究文章專門討論了五四知識青年們的具體實踐活動，他們以創(chuàng)辦雜志與成立社團的方式參與社會活動，實踐五四的文化與社會理想，形成了幾百個小團體，在不同的思想傾向、活動模式、人員構成的形態(tài)之下，社團運動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層面。除了社會改造和社會實踐行為的考察以外，還有從信仰構建的層面來理解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有學者認為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已經從正面討論了中國人的信仰問題，指出“《新青年》發(fā)起的‘打倒孔家店’運動其實就是一場有關國民信仰的保衛(wèi)戰(zhàn)?！缎虑嗄辍穼ΜF(xiàn)代國民信仰建構的重視態(tài)度，深深地影響了五四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不但如此，“《新青年》等雜志對現(xiàn)代國民信仰問題的思考，滲透到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中”。魯迅說“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信仰”問題有沒有可能在中國的現(xiàn)代轉型過程中得到真實的討論，一種現(xiàn)代“信仰”與科學理性等普遍性話語之間構成什么關系，又與國民生活形態(tài)建立起怎樣的聯(lián)系？這一角度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同樣不僅僅局限于文化啟蒙層面，而是深入到了更深層的精神狀況，以及建設社會共同體的具體要義的辨析之中。

知識青年的現(xiàn)代轉型

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對青年問題的關注。“知識青年”作為一種跨界的形象被提出，青年不但在文學活動、社團實踐、各種思潮和風尚中充當主角，其本身也被寄寓了“新人”的理想，尤其是著眼于具體的基層實踐層面，他們實際上是從國民革命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構成力量，他們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個性氣質和感覺結構，過去的研究較少關注他們真實的思想狀況，而現(xiàn)代文學的每一個代際轉換其實都與青年的寫作、閱讀和思考有關。有研究者關注作為“知識青年”的典型作家，如潘漢年筆下的青年形象建構問題，進而探討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邊緣文學青年的群體構建過程，以及從“知識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轉變過程。一些歷史研究也同樣關注“知識青年”的問題，比如李志毓《新知識青年與國民革命（1924—1928）》。從高度的個人主義認同到社群想象的轉變，在20世紀初受過新式教育和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身上屢屢發(fā)生，這一與青年的身心歸屬有關的問題，對革命文學和左翼文學的壯大有著很好的解釋作用?？梢韵胍姡S著“五四”百年紀念的到來，青年問題在日后的中國現(xiàn)代歷史和文學史研究中會越來越體現(xiàn)出價值。

魯迅研究的新動態(tài)

對于具體作家作品的研讀，過去的一年也收獲頗多。首先是魯迅研究。2016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對于魯迅作品的研究與討論呈現(xiàn)出豐富的樣態(tài)，《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文學評論》《魯迅研究月刊》《現(xiàn)代中文學刊》《探索與爭鳴》等雜志都推出了魯迅研究專輯。2016年的魯迅研究呈現(xiàn)出和以往不同的風格，除了一些基本的層面如文本細讀、文本重讀，有關魯迅生平的史料考據，魯迅與各種文藝思潮的關聯(lián)以及與同時代人的關系等等，2016年對魯迅的研究更加注重思想史和社會史層面，有機融合了當下社會思想論爭的一些具體問題，可以稱之為“在新的形勢下談論魯迅”。正如學者吳俊在復旦大學舉辦的“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魯迅研究高峰論壇的發(fā)言中所說，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新媒體已經將說話的權力還給了每一個人”，在當今的網絡社會和大眾文化中，對魯迅的表達是五花八門的，“魯迅的邊緣化、娛樂化、學術化各執(zhí)一端，貌似交集，實則互不相干”。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指出，魯迅具有不可比擬的當代性，縱觀歷史，任何一次政治運動、社會思潮的發(fā)生，都將魯迅綁上戰(zhàn)車，在這個意義上的現(xiàn)代作家乃至中國作家中魯迅是第一人，這也造成了魯迅研究以及相關話語場的混亂、自相矛盾乃至虛無與反智。吳俊以及孫郁等其他一批資深學者，呼吁魯迅研究回到歷史與回到常識，回到規(guī)范的學術脈絡中去。

在我看來，對魯迅的闡釋的巨大分歧與分裂，正是當代社會種種癥候欲從現(xiàn)代歷史的根源中尋找答案的一個表征，而隨著這種種癥候的加深，魯迅研究所呈現(xiàn)出越來越巨大的空間分化是必然的，魯迅研究的意義也必然通過與當代問題的融合而呈現(xiàn)出來。2016年對魯迅作品再解讀的幾篇較為優(yōu)秀的成果，能夠說明這一點，比如黃銳杰對《祝?！返闹刈x，他提出魯迅在《彷徨》中顯示出了啟蒙觀的變化，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起源于魯迅所意識到的鄉(xiāng)土社會的復雜性，鄉(xiāng)土社會的復雜性過去被歸于前現(xiàn)代和封建社會，在今日儒學復興的視野下，儒家的社會倫理秩序與祥林嫂的悲劇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得到了許多新的言說。黃銳杰的文章無疑隱含著這一視野所引發(fā)的問題，他指出所謂“魯鎮(zhèn)文化”以及祥林嫂的命運表明了晚清民初的社會中，儒家的“禮治”思想已經無法面對鄉(xiāng)村的倫理秩序失范造成的普遍危機，而“新黨”的啟蒙思想同樣無法深入到這種危機之中，鄉(xiāng)村需要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變革。這篇文章的立意與當代社會的鄉(xiāng)村研究乃至“返鄉(xiāng)體”書寫，鄉(xiāng)土中國的現(xiàn)代命運等等論爭結合得頗為緊密，是典型的帶有歷史書寫的問題意識之作。

而同樣是針對《故鄉(xiāng)》《祝?！返脑俳庾x，也同樣發(fā)表在《現(xiàn)代中文學刊》上的，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學者梅儀慈的《魯迅與自我書寫的危機》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梅儀慈的研究延續(xù)了198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的經典命題：現(xiàn)代性與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文章指出，盡管魯迅一直被看作是創(chuàng)作農民形象的現(xiàn)代作家，魯迅的關注焦點既不是農村也不是農民。作者認為，《故鄉(xiāng)》與《祝福》的關注焦點在于“知識分子如何假設與建構一個相對于農民‘他者’自我，以及此舉所引起的道德與知識層面的危機”。“無論魯迅作為現(xiàn)實主義作家得到怎樣的推崇，在涉及農民題材時其作品的情節(jié)焦點依舊是主體與表達的矛盾，是自我與寫作的困境。”總體而言，1980年代以來解讀魯迅的兩種不同的線索依舊并置著：一是討論現(xiàn)代性，“自我”、“主體”、“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精神形態(tài)意義上）的生成，而將魯迅筆下的鄉(xiāng)村視為空間性乃至隱喻性的；二是著眼于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狀況，在此基礎上討論文學形式。這兩條線索有時會互相生發(fā)，有時也會強烈沖突。在對魯迅小說的研讀中，焦點集中于“鄉(xiāng)村”，鄉(xiāng)村也是中國革命的起點，以及現(xiàn)實主義的起源，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研究仍然是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的話語代表場域。

魯迅和胡適是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學革命的兩位代表人物，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對這兩位知識分子的研究主導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兩種不同的思想話語，2016年在新文化運動研究的視野中，胡適研究也有頗多成果，但其深度和廣度顯然無法和魯迅研究相比。胡適對于文學文化、學術教育思想、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跨界，與魯迅執(zhí)著地做“文學者”（竹內好語）構成反差，因此魯迅研究通常是從魯迅的作品出發(fā)，胡適研究則會起始于不同的領域和學科。2016年的胡適研究牽涉到中國思想史、政治學、語文教育、科技史、傳媒研究、圖書館學等等方面。如果說各種思想政治運動都“引”魯迅為“證”的話，那么中國現(xiàn)代各人文社科領域的建立則有著“引”胡適為“證”的趨勢。與新文化運動和新的學術范式的建立有關的，這里舉兩種研究，一是葉雋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的不同留學背景與新文化場域生成問題的研究，葉雋以觀察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的改革策略入手，分析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的留歐、留日和留美背景，以不同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源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權力格局。這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李浴洋則綜合了近年來學術界對于中國現(xiàn)代學術范式的討論，從胡適對章太炎和王國維兩人的接受出發(fā)，細考學術范式從晚清民初的過渡狀態(tài)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認為胡適以章太炎為節(jié)點，成功建立了他推崇的“科學方法”與清代學術經驗的內在關聯(lián)，“這輪‘范式’更替既是胡適選擇的結果，又與新的學術觀念、學術制度以及對于學術史的敘述方式的建立直接相關?！睂嶋H上不僅僅是學術范式，胡適常常引發(fā)人們多重的“范式想象”，對他的研究圍繞現(xiàn)代人格、現(xiàn)代教育體系，政黨制度等種種規(guī)訓體制的建立。如果說魯迅代表了中國的獨特性問題和癥候的話，那么胡適就表征著一種對現(xiàn)代國家的普遍性想象，某種程度上從對兩人的研究狀態(tài)可以看出特定的社會氣氛和話語導向的更迭。

新氣象與新力量

與之相關的，2016年的左翼作家研究也有著高度回潮的趨勢，包括魯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蕭紅、丁玲，以及趙樹理、孫犁、茅盾等經典作家，針對他們的作品有一批新的解讀出現(xiàn)，而在南方，自由主義和現(xiàn)代派文學家如沈從文、施蟄存、穆時英、邵洵美等人的研究也出現(xiàn)了一批新的史料和研究結論。不過，與這些解讀所得出的具體結論相比，更重要的是這一現(xiàn)象，即左翼文學乃至整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正在經歷一輪重要的變化，從研究視野到問題意識，從理論方法到價值判斷，隨著一批更新?lián)Q代的年輕研究者的投入，顯示出開闊的氣象和新鮮的力量。1980年代以來的被戲稱為“翻大餅”式的此消彼長的研究潮流，在大量的從業(yè)人員不斷進行知識生產的今天，已經基本結束，這預示著將來的研究與重讀的動力必須基于對歷史以及未來的判斷，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更會在許多分歧中見出真問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