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蔣維崧先生
蔣維崧為本文作者著作題字
1966年1月，我從北京復員回山東德州工作。離京時，向業(yè)師唐蘭先生辭行，問及山東書家誰人足資請教時，唐先生毫不遲疑地說：“濟南市博物館館長姜守遷的隸書，眼下中國可爭雄者難說有一二人。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蔣維崧的大篆和行草書，卓然有其一格。齊魯大地雖不乏操觚染翰之士，然除此二君之外，余則不足觀矣！ ”首聞蔣公之名，就有超軼絕塵之感。
1966年6月下旬，我因公出差來到濟南，懷著敬仰之情首次拜望蔣先生。是時，紅衛(wèi)兵運動尚未興起，但對“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等知名學者的大批判、大字報已經(jīng)鋪天蓋地，山東大學校園已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作為古文字學教授的蔣先生，較之別的學者“放毒”少、“罪責”也輕，還沒人給他貼大字報，但也已經(jīng)到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程度，所以當我說明因?qū)W習書法前來拜訪時，蔣先生不無憂慮地說：“現(xiàn)在的任務(wù)是學習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義，還學什么書法？連郭（沫若）老都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近乎聲淚俱下地檢討，說要將他所有著作燒掉。哪還有什么書法可學？你是青年人，在紅旗下長大，比我們這些舊社會過來的人強。我要向你學習，改造世界觀，跟著毛主席干革命。 ”這時，我轉(zhuǎn)述了唐蘭先生的引薦，并進一步說明自己對于書法藝術(shù)的熱愛，以及對蔣先生的崇敬之情，還說，自己當過兵，出身貧農(nóng)，絕不會連累先生，只是一心一意向他請教藝術(shù)和學問。同時，我拿出自己以褚遂良《圣教序》筆法書寫的毛主席詩《為女民兵題照》和以集王《圣教序》筆法書寫的王杰革命詩篇時，蔣先生始有釋懷，也看出我確實酷愛書法藝術(shù)。他以肯定和贊許的口氣鼓勵我：“你有唐蘭先生這樣的大學者指導，路子肯定不會錯，一定會取法乎上。唐先生的褒獎，愧不敢當。唐先生是前輩大學者，其學術(shù)之造詣，當世沒有幾人可以頡頏，其書法為學名所掩，人們往往稱贊其學而忽略其書。其實，唐先生的書法成就，絕非泛泛者可望塵。 ”首次見面，與蔣先生談得十分愜意。我乘機說：“京劇界有科班授業(yè)，有私淑弟子，也有私房授業(yè)。我無緣到山東大學求學，算是歸網(wǎng)室（蔣先生的書齋名）的私房弟子吧！ ”蔣先生含笑點頭并說：“互相學習吧！ ”首次見面便確定了師生關(guān)系，從此之后，我可以名正言順地向蔣先生問學并能得到他的諄諄教誨了。
從1966年至2006年蔣先生仙逝，我們倆幾乎每年都要見面。每次相見，除向他敘暌離、致訊問之外，我自然會珍惜問學請藝的機會。先生總是有問必答、春風化雨、解疑釋惑，有時或書寫示范，或拿出法帖，精準講解，指點迷津。四十年光陰，我從蔣先生處獲益良多，概括起來，大致有如下幾點：
一、學書要心儀經(jīng)典，取法乎上。
蔣先生常說，學書當然要學古人，但古人那么多，學習時要有選擇，要把最好即最經(jīng)典的作品作為臨習范本。不僅要選擇書家，還要盡量多地選擇墨跡（影印本）和早拓、精拓，不要被偽品、翻刻本、粗拓所蒙蔽，更不要被二三流乃至末流的作品所誤。即使大家的作品，也有早、中、晚期之分。如褚遂良最好的是《雁塔圣教序》 《房梁公碑》 ，而不是《孟法師碑》 。浸淫不良書法作品，容易積習成病，糾正起來頗為不易。前人常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是片面的，蘇東坡學顏真卿、楊凝式而自成一家，能說僅得其中嗎？
二、廣學博取，以學馭書。
蔣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學書不能只學一家，衣缽單傳會造成藝術(shù)的單薄貧乏。廣采百家，自成一家，雖為時下的一些“理論家”譏笑為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產(chǎn)物，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廣采百家，不僅要多臨帖，更要多讀帖。當然，多臨帖、多讀帖要善于融化，只有融會貫通才能形成自己絢麗多姿的藝術(shù)風貌。沈尹默先生融匯諸家之長，其藝術(shù)蘊涵才為常人所不及，才稱其為大家。這里，蔣先生說的博學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書學知識要豐富；二是要多讀書，學識要豐富。蔣先生常說，亙古以來的大書家都是飽學之士。唐蘭先生就是一位博學的高雅之士。早在唐蘭先生年輕時，前輩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就稱贊其“于書無所不窺” ，可見其學識非同凡響，其書藝也非常之高，只是為學名所掩。在山東的書家之中，蔣先生佩服姜守遷先生。他認為，姜守遷先生的隸書，在任何方面都不輸于上海的來楚生先生，更非北京的王遐舉可比。北京某公，早年學何紹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山東為官時水平尚佳，但“文革”之后就大退步了。名高而字不佳，原因就在于讀書少、缺乏學養(yǎng)?？梢妼W問之于書法是何等重要！當然，書法是一門技術(shù)含量極高、操作難度頗大的藝術(shù)，有了學問之后還要勤學苦練，下大功夫方可把字寫好。鄭振鐸、馮友蘭二位先生是學富五車的大學者，但他們未曾下過功夫練習書法，其字也是米南宮所說的那種丑怪惡札。
三、應(yīng)當講發(fā)展創(chuàng)新，但不能輕言超越。
蔣先生一向認為，書法和任何門類的藝術(shù)一樣，無疑要與時俱進、創(chuàng)新發(fā)展。古往今來的書法大家，都是善于繼承又長于創(chuàng)新的一代宗匠。一味守成，當然比野狐禪、旁門左道好。但只是入古而不能出新，至多是書法高手，不足為大家。宋代的薛紹彭在繼承前人方面或許不輸于米芾，但守成多于創(chuàng)新，總體成就及其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和蘇、米就無法同日而語了。顏真卿之所以為顏真卿，主要不是因為他私淑褚遂良這樣一個好老師，而是在于他創(chuàng)立了雄峙千古的顏體書法。但蔣先生又認為，書法大家的藝術(shù)高度，不僅為后世難以達到；就是對書法大家能有清晰的認識和理解，亦非易事。書法大家的產(chǎn)生，非常之難；更不如某些人所言，可以輕而易舉地超越前輩書家。文徵明雖然不足為中國書法史第一流的大家，但四百多年以來，能達到文氏藝術(shù)高度的又有幾人，超越文氏的人有嗎？南京有位和郭（沫若）老論戰(zhàn)的書法家，自以為其書寫的《急就章》高于趙孟頫，能得到歷史的認可嗎？這種自夸，是無稽之談，還是帶有悲劇意味？蔣先生認為，大家的出現(xiàn)，有諸多主客觀因素，比奧運奪金牌要難，甚至比獲諾貝爾獎還難。所以，當今書壇大力倡導繼承并發(fā)展前人的藝術(shù)，但不能輕言超越前人之成就，尤其是不能自稱超越前人。因為，發(fā)展和超越不是一個概念、一個范疇。
關(guān)于蔣先生的書藝，人們說了許多，重復之詞，茲不再言。這里，我只想說，蔣先生的大篆和行草書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shù)水準，且在風格、韻調(diào)上和諧統(tǒng)一，而大篆屬于碑學范疇，行草書是標準的帖學，將碑、帖二派如此和諧、如此熨帖得集于一身，表明阮元的“南帖北碑論”確有絕對化、截然化的偏頗。融匯碑、帖二派，是一種近乎理想?yún)s很少有人達到的境界。從鄧石如、吳大澂、趙之謙、張裕釗到胡小石等諸位前賢，均未曾達到這一境界。因此，蔣維崧先生作為書法家，不僅有美學意義，更具有史學意義。清代中葉以來，這樣的書法大家似不多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