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佳：為烏克蘭讀者解讀中國故事

娜佳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世界上沒有隔離的文化，只有不斷進行交流的獨立的文化。可是它們之間的交流過程并不容易，是因為需要借助于不同的語言，所以離不開翻譯。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這樣文化因素就進入翻譯，使翻譯的任務更復雜化了。翻譯過程當中具體會出現(xiàn)什么樣的與文化因素有關系的困難，下面讓我們看一看中烏兩個語言之間的例子。

　　翻譯罵人的話

　　雖然罵人這個行為意味著不文明，罵人的話還是算文化現(xiàn)象，而其后面常常有文化或社會關系的知識，所以將這種話按字面翻譯起來，不一定能反映其所有的內(nèi)容，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一定能明白這種話的意思�？紤]到這種情況，應該注意不能進行字面上的翻譯。比如，《紅高粱》的人物有時候以親屬稱謂為罵人的話。“小舅子”是一個例子。這個詞指的是“妹妹的丈夫”，在儒家家庭等級系統(tǒng)內(nèi)舅舅的地位肯定比“自己”低，所以可以用這個稱呼來當作罵人的話�？墒菫蹩颂m家庭關系沒有那么等級化，所以直接翻這個稱呼，烏克蘭讀者肯定不會理解它為罵人。所以翻譯的時候我只能找一個跟它意思相近的但用別的詞表達出來的烏克蘭語罵人的話來翻。

　　有些罵人的話基于想象，而在這個情況下進行翻譯時已經(jīng)不能隨便換表達方式，而需要找目的語言意義相近的想象。再提一個也來自《紅高粱》的例子。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有時候當要批評自己的兒子時把他叫“小鱉羔子”。這個對小孩兒說的罵人的話包括批評，但也表示“喜歡他”的態(tài)度。在中國文化中這兩個有點相反的意思能結(jié)合在“小鱉羔子”這個想象范圍內(nèi)，“鱉”在這兒指的是批評，而“羔子”指的是“小”(所以喜歡)，所以就出現(xiàn)了這個特殊的罵人話。那么，烏克蘭人在類似情況下會想到的不是“鱉”而是小牛犢，因為傳統(tǒng)烏克蘭人家里養(yǎng)的牛比較多，知道小牛會很不聽話的，但也很可愛，關于“�！钡南胂蠛茏匀�，對烏克蘭文化的影響比較大�？墒牵�與上述的以親屬關系等級化的現(xiàn)象相反，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翻譯的時候，如果把一個文化內(nèi)容很濃的想象換為另一個屬于別的文化的想象，效果就會很差，因為兩種文化中人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不同，這樣的轉(zhuǎn)換有可能會帶來讀者解讀時候的偏差。

　　總結(jié)上述兩個例子就可以說，翻譯罵人的話時，一定得考慮到文化因素，而根據(jù)具體的情況選擇：或者保留其形式，或者保留其內(nèi)容。

　　翻譯稱呼

　　因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等級化很明顯，所以漢語各種稱呼蘊含著一定的對自己或者對別人的態(tài)度。比如說，《紅高粱》里余占鰲常常把自己叫“老子”，表示自己比對話人地位高�？墒菫蹩颂m語沒有類似語氣的稱呼名詞，也不習慣把自己當作第三人稱稱呼，于是一般譯文沒辦法完全對應表達上的語氣。所以，翻譯這個稱呼時，我一般用“我”代替，雖然沒表達出一部分信息，但也沒有誤導讀者。

　　翻譯漢字形式的信息

　　與語音符號相比，漢字有“字意”，是對它記錄的詞意的補充，這自然使文學作品的內(nèi)容更深更豐富，可是用另一種文字來表達同樣的意思，它的內(nèi)容就少了一個層次。比如，我翻譯鐵凝的《棉花垛》時，發(fā)現(xiàn)她描述動作用很多有手字旁的單音節(jié)動詞，只看前兩頁就有12個：摘、拾、掐、打、捆、托、把、扭、挾、擺、攛、掇等等。從手這個部首的意義來看，其用得多肯定強調(diào)“用手勞動”的狀態(tài)，與操作機器勞動不一樣，不將人那么“物化”。在《棉花垛》里鐵凝沒有直接說出她支持這個“用手勞動”的狀態(tài)，可是我覺得她可能想用手字旁的漢字間接地表達特別的含義�？上�，這種用漢字的潛力來制造意義的方法，當將作品翻譯成別的用字母的語言時就不能用，翻譯家只能在別的語言層次(比如說詞匯，語法等等)去找一些方法來補充這些信息，可是美學的效果還是沒辦法彌補了。

　　翻譯間接的表達

　　一個文學作品的美在很大的程度上來自于各種比喻說法或者間接的表達，但是從翻譯的角度來看，比喻總是最難的因素之一，特別是如果比喻結(jié)構(gòu)里包括一個文化范圍之內(nèi)約定俗成的知識。先舉一個間接表達的例子，《紅高粱》里有很多地方通過動作描述心理狀態(tài)，但這兩個方面的聯(lián)系不一定是自然的，而常常由文化決定的。比如說對余占鰲打敗蛤蟆坑土匪的描述。大家發(fā)現(xiàn)這個土匪手里不是手槍而是樹疙瘩時，“嗟嘆不止”�！皣@”這個動作在烏克蘭文化內(nèi)一般表示遺憾，或者輕松，漢俄詞典里“嗟嘆”這個詞解釋為“遺憾”，但是這個意思與上下文的語境不通，如果按字面翻譯，讀者肯定會覺得奇怪。原來漢語里“嘆”這個詞還會表示嘆賞的意思，在這個具體的語境中應該以這個意思為準，表示贊賞的心理狀態(tài)。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來，一個動作在不同的文化可以聯(lián)想到不一樣的心理狀態(tài)，而翻譯的時候得專門加具體的解釋，把引起這個動作的心理狀態(tài)說清楚，才不會使讀者因為受自己文化的影響而誤解。但是這樣也對文學效果有一定的損失，因為建立這樣的行為與心理狀態(tài)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是讀者自己而是翻譯家。這算是把讀者的創(chuàng)造空間減小，而文學作品的美麗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

　　延伸意思的方向

　　一個詞(多義詞)的意義往往反映一個現(xiàn)象的幾個主要性質(zhì)，有時強調(diào)一個性質(zhì)，就會延伸這個詞本來的意思。不一樣的民族強調(diào)某個現(xiàn)象不一樣的性質(zhì)，這很自然，但是這樣延伸意思的方向也由本文化決定，進行翻譯時，很難保留，而且還會受譯文文化的影響。比如說，翻《紅高粱》里的女主人公“奶奶”盼望著一個知冷知熱的女婿這一段話時，我個人的理解為“有經(jīng)驗的人”，這可能因為在烏克蘭文化里我們強調(diào)“知識來自經(jīng)驗”這個看法，所以對烏克蘭讀者來說，動詞“知”等于“經(jīng)歷”。再說，如果用的是反義詞，好像加上了“什么都包括”的意思。在這個邏輯的影響下，我將上述的詞組理解為“什么都知道，有經(jīng)驗的丈夫”。而如果我按詞翻，烏克蘭讀者一般也會這么理解的。可是從上下文的角度來看，這個意思不完全合適。原來，中國人把這句話會理解為“體貼的丈夫”，意思是會跟家里人交往，發(fā)展關系，理解妻子等等，顯然這跟他個人有沒有經(jīng)驗沒關系。那么，翻譯這段話的時候我決定直接表達上述的意思，而放棄直接按詞翻譯，免得烏克蘭讀者因為根據(jù)自己文化的邏輯延伸這個詞組的意思而誤解原文的意思。這個例子說明，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在一樣的詞的基礎上會往不一樣的方向延伸意思，而這個對翻譯過程來說會增加難度：先是翻譯家得理解得對，然后，如果選擇更換說法以直接表達延伸的意思，這種做法會對作品的藝術性造成一定的損失。

　　總結(jié)一下上述的例子，可以說文學作品是一個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創(chuàng)造的有機整體，要將它譯成別的語言一定得考慮到非語言因素，包括文化知識，而翻譯過程當中這個因素會增加翻譯的難度，但也為翻譯家增加了一個創(chuàng)造空間。

　　娜佳(Nadiia Kirnosova)

　　女，現(xiàn)任烏克蘭國立基輔舍甫琴科大學語文學院漢語系副教授，比較文學博士。曾在中國遼寧大學培訓。翻譯了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鐵凝的《棉花垛》，史鐵生的《說死說活》，周曉楓的《圣誕節(jié)的零點》，姜戎的《狼圖騰》，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阿來的《月光下的銀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