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齊茲：翻譯當代文學，解讀中國故事

阿齊茲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能與新朋老友會聚一堂，總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想說的話很多，就從我的翻譯工作講起吧。

　　過去的兩年中，我首先將已簽約的《魯迅傳》翻譯完成后交給了出版社。緊接著，又應他們的要求選了魯迅先生的三篇較具代表性的小說：《阿Q正傳》、《孔乙己》和《狂人日記》，編成一個集子，集名定為《魯迅小說選——三個悲劇》，也已交稿，但至目前為止兩個譯本都還未出版。

　　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我立刻就開始閱讀手中的一些中國當代小說，同時也參考了中國朋友的意見，決定首先將鐵凝的作品出一個集子。我按作品出版的時間順序選了《哦，香雪》、《永遠有多遠》、《誰能讓我害羞》和《阿拉伯樹膠》四篇小說，以《永遠有多遠》為集名，已于去年出版了。接著翻譯了余華的《活著》，現(xiàn)在就快印刷出版了。眼下我正翻譯的是莫言的《蛙》，初稿也快完成了。但可惜，這兩本譯作這次恐怕都來不及親自帶給作者了。

　　根據(jù)本屆研討會的主題，下面我想就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阿拉伯語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問題，說說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想先說明一下自己對“文化”這個概念的理解，因為對“文化”的定義一直以來就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英國文化學家泰勒在十九世紀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所下的定義，說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nèi)的復雜整體�！�(轉(zhuǎn)引自程裕禎的著作《中國文化要略》)。我個人基本認同這個定義，而我要著重討論的只是自己如何應對在翻譯中遇到的信仰、道德、習俗這幾方面的差異。

　　一、       在選擇文學作品時，我會首先選在道德取向上自己認為大多數(shù)阿拉伯讀者可以認同的作品。因為我首先是一個讀者，然后才是譯者，如果我認為作品的主題取向違背了阿拉伯社會基本的宗教、道德原則，那么，我個人是不會翻譯的，無論作品的藝術(shù)價值有多高、發(fā)行量有多大。因為這種文化差異并不是可以靠翻譯策略或技巧來解決的。關(guān)于這一點，南京大學的許鈞教授說得很好：“譯介外國文學，意義是多重的，它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設(shè)有著直接的影響作用。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翻譯總是承擔著根本的角色。對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翻譯什么、引進什么樣的作品，不僅僅是語言轉(zhuǎn)換層次的譯者的個人活動，它關(guān)系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借鑒什么、吸收什么的重大問題。”我想，這也是魯迅先生“拿來主義”的含義吧。這在文化修養(yǎng)不高、辨別能力較低的民族，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       對已選定的作品，對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傳統(tǒng)或風俗的差異，原則上，我是按原文全部翻譯，不會任意刪去任何內(nèi)容，因為譯者的任務是完整、準確地傳達原著者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訴說的，以及如何表達這一切的藝術(shù)構(gòu)思，以至語言風格，也就是原著的本來面目。這也是嚴復先生所提出的翻譯三步法中的“信”和“達”所要求的。再者，正是由于這類文化差異的存在，我們的翻譯和交流才有意義，如果沒有差異，那交流什么呢？但是，對作品中一些明顯屬于宗教社會禁忌的詞句，我會換成較為含蓄的阿語詞句，但不會改變原文的含意，因為，阿拉伯語的詞匯像漢語詞匯一樣，是極其豐富多彩的，只要具備足夠的母語水平，又用心琢磨，我認為兩種語言終會達到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境界。

　　三、       在作品的文本結(jié)構(gòu)形式和個人藝術(shù)風格方面，就目前我已翻譯的作品來看，雖然與阿語文本有寫作習慣上的差異，但不足以引起誤讀或閱讀障礙，故無需做任何改動，只是有的作品在用詞上，會出現(xiàn)同樣的詞多次重復的情況，我想，這也許是作家本人的語言風格，但在阿語中反復使用同一個詞，是會讓阿拉伯讀者難以接受的，同時也會降低作品的藝術(shù)價值和可讀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會用多個近義詞來替換相同的一個詞或一句話。而對一些成語或民間諺語，我會盡量找意思相近的現(xiàn)成阿拉伯成語或諺語來翻譯，但也不會牽強附會，如果沒有正合適的替換，就寧可直接將原文譯成成語或諺語的形式，以保持原文的文體美。這也是“雅”字的涵義吧。

　　以上這些，說不上什么經(jīng)驗，只能算是我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工作的一個態(tài)度。另外，我以前翻譯的大多是理論方面的著作和一些現(xiàn)代劇作，在當代文學方面翻譯的還不多，所以，這次我主要是來向其他各國的翻譯家們討教和學習的。

　　但是，各國翻譯家的處境不同，面向的讀者也不同，在當代文學作品譯介工作上的側(cè)重點也會有所不同，所以，在這里我想再談一點兒本次主題之外的問題。

　　首先，我想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阿譯本的未來可能讀者群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總的說來，大部分阿拉伯人是缺乏閱讀習慣的。雖然說我自己翻譯的二十多部中文著作基本上都賣完了，在市場上很難再買到，但發(fā)行量有多少呢？為什么多數(shù)譯本沒有再版呢？答案很清楚，出版社知道，讀者是有限的。而這些譯著的翻譯費、印刷發(fā)行費都是一些阿拉伯國家政府支付的，完全以文化交流為目的，是無法營利的。那么，這有限的讀者究竟是哪些人呢？我將他們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因好奇而讀中國文學作品的文學愛好者。二是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普通知識分子。三是不懂中文的學者，他們要了解、研究中國的方方面面，但阿拉伯國家的圖書館里介紹中國的書籍很少，他們是中文著作阿譯本的主要讀者群。而他們感興趣的是有關(guān)中國文化、歷史、政治、外交等方面，現(xiàn)在也許還有經(jīng)濟方面的書籍。但我想，如果可以系統(tǒng)地把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譯介過來的話，他們也應該是主要的讀者群，而且，也將是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讀者群。

　　這樣分析后我們發(fā)現(xiàn)，可能會讀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讀者，基本上將是文化修養(yǎng)較高的人群。這就要求這些文學作品應該是用正確、優(yōu)美的阿拉伯語翻譯出來的，而不是文采少、語病多的阿拉伯語，更不是“洋涇浜”阿拉伯語！因為，阿語水平低劣的譯本不僅危害到原著本身的文學價值，而且危害到阿拉伯語的純正性，這是讓任何尊重和熱愛自己母語的知識分子所難以容忍的。

　　中國有句老話叫“同行是冤家”，那么，以阿拉伯語為目標語的譯者們(懂阿語的中國人和懂中文的阿拉伯人)之間，究竟是對手還是伙伴？這個問題直接關(guān)系到未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阿譯工作能否順利進行、以及這些作品阿譯本的質(zhì)量問題。

　　中國俗話說“物以稀為貴”，隨著“孔子學院”在全世界，包括阿拉伯國家遍地開花，漢語對阿拉伯人來說似乎不再是陌生的語言，已不甚稀奇了(這對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來說是件好事)，同時，阿拉伯語系也在中國各大學院校擴大招生，加上大量公派和自費來阿拉伯國家的留學生，以及大量(相對于這些國家對漢語人才的需求量來說)向阿拉伯國家和地區(qū)的學生提供獎學金(門檻極低)，已導致目前中-阿、阿-中翻譯隊伍魚目混珠，優(yōu)劣不辨。就此，我很想了解一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中譯阿工作究竟是什么人在把關(guān)？中譯阿的中國文學對外推廣計劃的經(jīng)費又是什么人在具體操作？原著者對自己作品翻譯者的阿語水平了解有多少？對自己的著作被翻譯成了什么樣的阿拉伯語又知之多少？當下，某些人以職權(quán)和所謂學界地位來謀取個人名利，隨意選擇譯者，完全置譯者的阿拉伯語水平于不顧的現(xiàn)象，是令人深感遺憾的。如果認為只要阿拉伯語是其母語或?qū)�業(yè)、而其人又在大學教漢語或阿拉伯語，就可以翻譯任何中文著作，更不要說文學作品的話，那除了說他對翻譯工作無知，還能說什么呢？即使是為了利益，那孔子也說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話吧？

　　余華在《活著》的中文版自序中寫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一個憤怒和冷漠的作家。”“我和現(xiàn)實關(guān)系緊張，說得嚴重一點，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tài)度看待現(xiàn)實。”我想，余華內(nèi)心的憤怒，現(xiàn)在是否真的已經(jīng)漸漸平息了呢？

　　解讀中國故事，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會和阿拉伯讀者們一起，在閱讀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一步步走進這個偉大的國家，解讀一個個謎一樣的故事。

　　阿齊茲(Abdel Aziz Hamdi)

　　現(xiàn)為埃及愛資哈爾大學語言與翻譯學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曾在中國學習和工作過。翻譯了《艾青詩選》，曹禺的《日出》、《原野》，老舍的《茶館》，郭沫若的《蔡文姬》，沈從文的《邊城》、《丈夫》、《蕭蕭》、《虎雛》，田漢的《名優(yōu)之死》、《咖啡店之一夜》，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鐵凝的《永遠有多遠》、《哦，香雪》、《誰讓我害羞》、《阿拉伯樹膠》，余華的《活著》，莫言的《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