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戰(zhàn)軍：接通中華文脈，重構生活美學

施戰(zhàn)軍

　　實現中華民族文學偉大復興，是我們的文學夢。把這個夢想變成現實，不僅要與這個資源繁盛的時代結緣，也要與我們偉大而豐富的文脈相接。

　　一方面，從“吭育吭育”的勞動之聲到“經國之大業(yè)”的論斷再到“載道”說的成型，中華文學，無論“合時”、“合事”還是追求史詩，現實質地格外堅實；另一方面，從遠古神話即現端倪的飛揚表達到“言志”、“獨抒性靈”的個性傾說，證明著中華文學歷久彌新的想象和沉思天地既深且廣。

　　我們偉大而豐富的傳統(tǒng)中還有兩大文脈，需要今人進一步激活，事實上也在現時代得到了凸顯的機緣。這就是崇尚自然和承擔使命。前者在道家思想中結晶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在與萬物共生的逍遙中有所敬畏；后者主要體現于儒家經典言說，弘毅仁和，知行合一，“修齊治平”，講求風骨擔當。這些也正是中華多民族文化與文學綿延至今的一貫道統(tǒng)，在中華民族許多史詩及各類文學作品中，我們能夠感知那種人在萬物有靈的自然庇護之中，胸懷天下、建功立業(yè)、珍視生活、修煉自身，為實現美好夢想的努力和堅韌。

　　生態(tài)文明建設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之一，也是全面實現中國夢的必要條件之一，這是對中華民族崇尚自然的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的承續(xù)和發(fā)揚，同時也提示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過分專注于孤立的“個人”和“人寰”，在面向“人間世”和“小天地”傾訴之時，應該將審美視域和參照系統(tǒng)自覺擴容，把原本就有的天地、山水、季候、晨昏等多維度中的人，找回來，重構人與萬物萬象的審美聯系。

　　另一方面，文學對個性表現與獨特風格追求的嘉許，并不是毫無節(jié)制和原則的，它是建立在文學對于社會、時代生活所必有的精神探照和引領作用的基礎之上的。文學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不同的文體和語言，呈現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而如果文學家缺乏對人的發(fā)展和完善的理想，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到“自覺，覺人；自渡，渡人”。

　　這就不能不涉及重構生活美學的現實課題。

　　今日的生活美學，是“此在”的在關聯中有向度的“人學”。

　　在生活的本相和生活的愿景之間，我們著重對世相的仔細描摹，往往將細節(jié)堆砌于亂象，對下落、塌陷部分的現實和心理的呈示格外起勁，而對有所支撐、有所指望、有所享受的生活精神的部分，則較為弱視。對生活的內在肌理，缺少耐心的思量；對于生活中實際存在的真情體恤、生活中的堅韌信念，我們在基本概念上常有提及，但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還存在著用心不夠、敘事乏力的狀況。文學不僅限于一己肉眼所見之物的照描，更可以洞幽燭微，可以看到暗處的悲喜與奇跡。那是因為心有光源，文學的光，能夠指向人心的需要和關切。

　　在現代文學傳統(tǒng)中，創(chuàng)傷與療救之關系，在魯迅的時代就充分展現過敘事魅力，雖是藥方難求，但療救之心熱切真實；常與變的辯證互動，在老舍、沈從文等人作品中有著飽滿的風貌，動蕩與變化的危難情境中，平民百姓的安穩(wěn)富足希求最具有令人動容的感染力。

　　因此，在創(chuàng)作中深化和細化生活美學，不能在設定了美化生活的意愿下，忽視、回避生活的疑難；更不要以“反映生活”為由，只是搬弄生活的零磚碎瓦，而拋棄對生活的景深、生活的理據的形象寫照，不能被有限了解和狹隘想象的生活皮相遮蔽對生活實質的發(fā)掘和對生活理想的真切向往。

　　而對自然生活的重新諦聽和注視，也是重構生活美學的題中應有之義。風景拍客心態(tài)下的作品，為生活提供趣味談資，雖然浮皮潦草，但也足以證明人根本無法在只剩下“人”的生活里存在。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境界，在今天要是踐行起來，難度形同登天。自然被隔離到生活之外幾乎成了習慣，以致于作品中有太多的“貌似自然”和“不自然”。

　　即便在城市生活里，日月、空氣、水、谷物、棉麻、花樹、草坪……人類無法不依憑自然之賜進入生活常態(tài)。一個新的疑難問題是：現時代的城市廣場、摩天大樓、立交橋與車流、人海、燈河等等是否也可視為天地萬物的新質素？文學如何表述此種“萬物與我”？

　　正心、齊物的理念應該重新融入文學的生活美學范疇之中。

　　這理念化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內在涵養(yǎng)，傳統(tǒng)文脈才可能流淌著活水；從根系中汲取民族自信，建構既是開放的又是特有的思維、想象和創(chuàng)造的系統(tǒng)，中華文學才有可能在與世界文學的對話中，成為不可或缺的活文學，并在多樣性的世界文學格局中，成為最具辨識度和前沿性的先進文學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