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補上“好人文化”這一課

　　全國政協(xié)委員、編劇梁曉聲談新作《返城年代》 ——

　　補上“好人文化”這一課

     好的文化會有許多的標準，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關于好人。好人最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善良，這是根。秉持著善良這一點，對許多事情的判斷都不會那么復雜，變得相對簡單了。 

梁曉聲

　　3月3日，電視劇《返城年代》在央視八套黃金檔首播，全國政協(xié)十二屆二次會議也在這天開幕，這部劇的編劇梁曉聲、顧問張抗抗都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也使得它格外受到關注。 《返城年代》是根據梁曉聲同名小說改編，講述知青返城后所面臨的困境，重點描述了他們如何用頑強的意志度過艱難生活，透著樂觀、積極、陽光的人生態(tài)度。梁曉聲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了深入的解讀。

　　今天我們需重建常識

　　記者： 2012年您編劇的電視劇《知青》曾引起很大反響， 《返城年代》雖然也屬于知青題材，但也沒有僅僅局限于知青本身，觀眾可以看到愛情、親情這樣的情感，也有人性的自私，這些不僅僅存在于知青年代，很多人會從當下找到一些共鳴。您創(chuàng)作了多部知青題材的作品，對于《返城年代》您想表達什么？

　　梁曉聲：我希望通過知青們所經歷的年代，把中國的一段歷史帶出來。這就是大家經常說的歷史感。我們這樣追求了，如果觀眾看到了，感覺到了，我們真的很高興。同時，這也會帶領我們回過頭去看中國這30年是從一個什么起點走過來的，能較客觀地看待我們這30年的歷史。尤其這段歷史恐怕對于年輕人來講還是不太熟悉的，就顯得更重要。年輕人應該懂得自己國家的歷史，這樣看待自己國家的現實才會更清醒，甚至包括我們對腐敗的不滿意，都應該從它的端點上找，在歷史上看當時的官員是怎樣的。這樣理解的話，就更加深了我們今天反腐倡廉的責任。

　　在文化方面我一直主張補上“好人文化”這一課。不論在任何時代，尤其是在特殊年代，更需要好人多一些。換句話說，好人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個體，可以阻止時代向不好的方面倒退。而我說的“好人”并不是老好人，他自身是有文化、有知識、有價值觀的。 《返城年代》也想從好人方面來寫，最終也寫到了什么叫“良心” 。于是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應該為什么而羞恥？應該為不正直、不善良、助紂為虐、看客心理而羞恥。這些我覺得在今天也依然有意義。雖然這些本是常識，但是我們要重建這些常識。

　　希望做好人能成為生活幸福指數的一部分

　　記者：和劇情相比，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個性鮮明，給觀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您在人物塑造上有哪些思考？

　　梁曉聲：我們非常欣慰，大家看懂了我們不是在著重寫故事，而是著重寫人物，就是說作為一個自然人應該是怎樣的，這也是我跟導演在創(chuàng)作中一直在談的話題。雖然劇中的主要人物是知青，但他們作為一個自然人是基礎的屬性。

　　劇中有一個知識青年楊一凡，他在上山下鄉(xiāng)的時候是一個美術青年，保留了一本西方繪畫版圖，其中有很多裸體圖片。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傷害，處境艱難，而且揭發(fā)他的可能是和他最要好的知青。在這個時候，作為兵團營長的林超然，就一定要把這個知青調到自己的營里來，保護他。

　　記者：無論環(huán)境如何，林超然還是有是非觀念的。他可能認為自己做了應該做的事。

　　梁曉聲：知青返城后，何家三姐妹的二女兒愛上了楊一凡，楊一凡因為一些原因進過精神病院，使得何家上下都反對他們的交往，這也可以理解，雖然他的畫很美，為人也熱情。二女兒后來知道自己并非何家親生，當生母出現在自己面前，不但買了楊一凡的畫，還對她和楊一凡講：“我們應該感激那些為我們的民族教育出了善良青年的父母們，一個青年如果不善良，不論他有多大的能力和才干，他都不可能最終成為一個好人。你們都是好人，雖然你有病，但是你們相愛，這多好。 ”這就是我們始終要傳達的，關于人善良品格的重要性，事實上人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這就是我們?yōu)槭裁匆�在劇里面盡量拋開執(zhí)迷編織劇情的原因。盡管編織劇情其實并不超出編導的智力，但我們并不想把力氣用在那兒。

　　記者：您在電視劇中寫的人物，那些受傷害的人是寬容的，傷害他人的人也是被寬恕的，只要是真摯的愛情，無論遇到再大的阻力，到最后都是可以被接納的。與現實相比，是不是過于理想了？

　　梁曉聲：假如我們對自己國家所處的時代，有諸多的困惑、迷惘和不滿的時候，我們經常是對比西方更先進的國家。比的時候，不是比人家的生活條件，主要比的是外國的人。那外國的人為什么會是那樣一種文化？是外國的文藝不斷地影響著一代一代的人，幾十年、上百年。

　　在今天，有些人做了一些好事，大家就會反問怎么會有那樣的好人呢？其實我寫這部劇就是想要說，最自然的人，正常的人就應該那樣。為什么我們在寫這些人物的時候，另外一些觀眾總在懷疑我們的生活中哪有這么好的人？我覺得懷疑本身是有問題的。其實仔細回憶，在你最不開心的時候，用自己的開心感染你的人，是有很多的。但是我們的文藝居然沒有，我們的文藝作品里面都是在斗，各種各樣的斗。那這個社會就沒辦法進步了。所以我們要強調，人是社會進步的主體，一定是要被好的文化所化的。

　　好的文化會有許多的標準，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關于好人。好人最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善良，這是根。秉持著善良這一點，對許多事情的判斷都不會那么復雜，變得相對簡單了。因此劇中就有林超然帶著他的知青戰(zhàn)友羅一民去向港商懺悔，因為羅一民曾傷害了港商的外孫女。

　　港商會覺得林超然和別的知青不一樣，林超然說自己讀過一些書。港商以為他在說謊，就拿出雨果的《九三年》 ，“這本書你讀過嗎？ ”他脫口而出說，“在革命的原則之上，有更加重要的，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原則” 。羅一民也讀過書，也讀泰戈爾的詩集。他們被這樣有營養(yǎng)的文化所帶動，才會是不一樣的人，才有了羅一民的道歉和懺悔。這也是我們想傳達的。

　　我們希望有一天做一個好人能成為生活幸福指數的一部分。

　　歷史是面鏡子，可以觀照現實

　　記者：其實《返城年代》雖然說的是知青的事，但是里面涉及到很多身份的人，有市長，有校長，有學生，也有工人等等。這些人雖然不是男女主角，卻也都有自己的命運發(fā)展，并不是來“打醬油”的，觀眾可能也都能找到一種對應。

　　梁曉聲：劇中何家三個女兒的父親是個校長，冬天他們家沒有寬敞房子，全家住在學校的教室里，煤也不好燒，但學校有好煤在那兒，學校也有磚在那兒，能不能動用一塊磚來為自己家砌上，再燒學校的好煤取暖，這事在何校長那里是絕對不可以的。兒女們挨著凍最后都不聽他的，就把戰(zhàn)友們都找來把爐子砌上，結果何校長大發(fā)脾氣。在上世紀80年代如果我們當干部的人把這種作風一直延續(xù)下來……至少當年是面鏡子可以觀照現實。

　　記者：劇中也會涉及到一些對歷史的評價嗎？

　　梁曉聲：會涉及到“文革” ，比如說商業(yè)局長的兒子和我們劇中的女主人公，也就是何家的三女兒是戀愛關系，到商業(yè)局長家里做客時，在交談中商業(yè)局長是害怕的，害怕兒子找一個曾經是女造反派的姑娘回家，因為他們在“文革”中曾受到過傷害。于是他們的談話就不像普通意義上的對話，可能一開始就會問你對“文革”怎么看？就這么直接，而且答案直接影響你能不能進我們家門，她回答說，“‘文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在今天至少表達了我們這樣的一些人，對于“文革”的一些立場，無論它對或者不對，但是表達出來了。

　　記者：這個劇跟您之前的生活有多大的相似性？您的好友、著名作家張抗抗曾說劇中的男主人公跟您很像。

　　梁曉聲：因為我在生活中確實是屬于盡量要求自己正能量多一些的那一類。劇中和我生活接近的地方其實挺多的，比如說林超然和他的工人身份的老父親之間的這種父子關系。所以這部劇除了向知識分子致敬以外，同時也向工人階級致意，也向美好的人性致意，這是我在創(chuàng)作中一貫秉持的。我覺得我們的文藝作品就應該有這種正能量。我們所說的正能量也不完全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而是人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