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自由體詩更自由的詩的表達形式”

——李耕訪談錄

采訪者(左)與李耕先生合影

　　李耕先生是當代著名散文詩作家，曾任江西省作協(xié)副主席、中國散文詩學會副會長、《星火》月刊編審等。出版散文詩集 《不眠的雨》《夢的旅行》《沒有帆的船》《粗弦上的顫音》《爝火之音》《暮雨之泅》《無聲的螢光》《疲倦的風》等，并主編《十年散文詩選》《中外散文詩鑒賞大觀(現(xiàn)代卷)》。2007年獲“中國散文詩終生藝術(shù)成就獎”。

　　近日，筆者專程赴南昌探望了病重住院的李耕先生，并圍繞散文詩創(chuàng)作問題作了訪談。

　　簫風：李耕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再次帶病接受我的采訪。上次訪談時重點聊的是郭風與散文詩的話題，今天想請您談?wù)勛约旱纳⑽脑妱?chuàng)作情況。請問您的散文詩處女作何時發(fā)表的？“李耕”這個筆名是何時啟用的？有什么寓意？

　　李耕：我原名羅的，曾用過的筆名有巴岸、也羅、白煙、于冷、丁犁、魏冷等。1947年發(fā)表隨筆《文學是嚴肅的工作》時，始以李耕為筆名，沿用至今。李耕并非是“犁耕”的諧音。撫養(yǎng)我至10歲逝世的祖母姓李，而祖母給我童年留下的不泯失的印象是寬厚、悲憫、仁慈、勤勞、簡樸，并能在貧困中面對貧困之困，助做雜工的祖父在半饑餓中將家撐了起來。這是我“李”姓的由來。“耕”之于我，是感情沉湎于“草根”、“泥土”、“耕耘”情緒的選擇，也是“簡樸”或甘于面對艱困的選擇。我自篆過一方印章“�！�，便是“李耕”的圖騰或“耕”的代謂了。在現(xiàn)實生存環(huán)境中，自己終于成為“�！保�這是巧合，也是個性的必然。所以我在出版散文小品選《篝火的告別》時，便用一章短的散文詩《牛》作了“代序”。

　　1947年發(fā)表于《民鋒日報·牧野》的兩章散文詩《我是來自嚴冬的》和《青春的煩惱》，是我的散文詩的起步之作�！赌烈啊肥俏液团砬G風共同編輯的一個報紙旬刊(后改為周刊)，主編是荊風。后來《牧野》所遭受的“”政治風險“”，也是荊風承擔最多。

　　簫風：您是當代著名的散文詩作家，從事散文詩創(chuàng)作已整整65年。請問您的散文詩創(chuàng)作風格有什么變化？

　　李耕：我的散文詩創(chuàng)作始于1947年。1949年后服從組織分配，從事了一段繁重的行政工作，直至1956年自己提出“”歸隊“”從事文學工作后，又重新提筆從事業(yè)余創(chuàng)作，并在《人民日報》《星星》《人民文學》等報刊發(fā)表自由體詩及散文詩。我自己將這一時期的散文詩作品相對于解放前的“戰(zhàn)歌”，稱之謂“牧歌”。1957年因文學觀念或某些詩的緣故而劃為“極右”，擱筆22年。50歲時“改正”后，從《春笛九章》開始，便不斷在國內(nèi)一些報刊上發(fā)表散文詩作品。它們大多屬于“苦歌”一類。

　　今日已沉疴難釋，自知時日不多。從去年10月查出腎病惡化，我只希望自己能撐持病體，將已寫就的300余章散文詩整理出來。除此，將一本已發(fā)表的散文詩剪報及一本散文剪報，編妥后能付諸出版。我只是一個熱愛散文詩的寫作者，一個在詩壇上一閃而逝的“過客”，一個比較勤奮、生活比較簡樸的平常作者而已。前兩年我說過，我是魯迅《野草》高墻下的“和尚”，現(xiàn)在想想自己說出的這句話，實在是在“抬高”自己�！昂蜕小迸c“佛”的距離是近的，而魯迅的“高墻”，我只是景仰并企望能靠攏一點。有人稱我“作家”，我會微笑作答，這是對我的尊重；有人稱我“著名作家”，我便會緘默不語，或用自己的心靈回應(yīng)：我會努力的。

　　簫風：您一直認為散文詩是詩，是詩的表達形式的別樣。請問您這種散文詩觀是如何形成的？對您的散文詩創(chuàng)作有何影響？

　　李耕：1947年前讀散文詩及1947年后自己學習寫散文詩，我一直是將散文詩列為“詩”來讀來寫的。俞平伯、滕固等前輩的“散文詩是詩”的論述，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曾說過，“散文詩是詩還是散文，已是老的話題了”，問題在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有人將詩和散文融疊相加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并欲從“詩”中分離出來。作為開創(chuàng)一種文體的創(chuàng)舉，我個人也曾為之動搖。在出現(xiàn)“報告體散文詩”之后，我便感覺這樣寫下去，可以為某一時期的政治、政策服務(wù)，但離散文詩的“詩”的表達要求越來越遠了。我沒有力量，也不愿為此公開提出我的看法，只覺自己能堅持“散文詩是詩”的觀點寫散文詩便可以了，別人愿怎么寫是別人的事。

　　其實，寫作說到底，是個人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行為，當然與時代是有不可分解的關(guān)聯(lián)的。所以我對自己有過一句話：“寓時代個性于個體個性�！痹娍梢杂薪�(jīng)典，散文可以有經(jīng)典，散文詩也可以有經(jīng)典。宋詞是從唐詩漸變中塑而成形的，新詩或自由體詩是從舊格律詩“解放”出來的。散文詩只是“詩”的一種體格，和“漢徘”是詩的一種體格一樣。散文詩作為“詩”，理應(yīng)是從新詩或自由體詩“異化”出來的。重要的在于“多元”，每個人的作品應(yīng)該有自己的風格和個性，而個人也不能局限于不變異的“模式”之中，作者個體在長時間內(nèi)變化自己的風格或語言和作品的構(gòu)思習慣是不容易的，除非自己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自己的認識方式。散文詩或自由體詩斷行或不斷行，只是表達詩的內(nèi)容時之形式的選擇，而不可就此區(qū)別自由體詩或散文詩的“詩”的分量。詩的散文詩不斷行也是散文詩，不是詩的自由體詩，斷了行也不是詩。散文詩必須以“散文詩”的語言和意象構(gòu)思散文詩。不分行的自由，是散文詩家族中獨有的“自由”，比自由體詩更自由的詩的表達形式。

　　簫風：耿林莽先生曾稱您是“激情燃燒的詩人”，并說您的作品“從思想開掘，構(gòu)思方式，詩體結(jié)構(gòu)，語言氣質(zhì)上，均有鮮明個性�！闭垎柲鷮�這一評價怎么看？

　　李耕：“燃燒”幾乎是詩人靈魂之激蕩在詩的構(gòu)思過程中的表達，只是程度各自不同罷了。我自己追求的，是自己的冷韌的冷靜的“燃燒”，是一種無有太多烈焰的“爝火”式的冷燃燒。耿兄從四個方面評析我的“個性”，也只是我對自己詩創(chuàng)作的向往、憧憬或者追求。我在寫詩時比較注重思考，在構(gòu)思自己作品時，注重于感悟過的形影并一再琢磨于自己的“獨異”追索。遺憾的是，自己在作品中難以企及自己指望的“高度”，這也是我一再說的“無大的才華，難成大器”的此生已難逾越的“苦悶”。

　　耿兄是我的學長和知友，淡淡之交融于“文人相親”。對耿兄，我是敬重的，但這種感情存于內(nèi)心，極少用文字表達出來。我所敬重的許淇兄與王爾碑大姐，也無不心存這種樸素的感情。

　　簫風：請問您最喜愛的中外散文詩作家有哪些？誰對您的散文詩創(chuàng)作影響最大？

　　李耕：國外散文詩作家的作品，如泰戈爾、紀伯倫、屠格涅夫、波德萊爾，以及高爾基的《海燕》等，都是我在學寫散文詩時涉及過的，惟屠格涅夫的《門檻》留下深刻印象。從事散文詩創(chuàng)作之后，凡是散文詩的，我都會認真閱讀，并評點過史密士的一組作品《單調(diào)》。悉心拜讀過且又接受過影響的還有惠特曼、蘭波、列那爾、尼采、普里什文、德富蘆花等，尤其是加拿大布洛克的散文詩，其精短、容量、意象及引伸出的境界，給我印象深刻。這只是我涉獵過而留下過影響的外國作家。由于我不懂外語，總感覺譯者的筆墨是否達意？其語境是否能體現(xiàn)作家所處時代的真實？所以內(nèi)心仍舊有某種距離感，不如讀中國古典文學中所能尋跡到的“類散文詩”，與讀二十世紀初魯迅的《野草》及其他前輩作家的散文詩作品那樣親切、動心。在學習寫散文詩的1947年，公劉、李一痕、矛舍、葉金、張自旗、孟依帆、熊痕戈、邵璇、泥土、石嵐、羅蓬等，是江西當時熱衷于寫散文詩和自由體詩的作者，有的是“戰(zhàn)友”，有的并不相識，但經(jīng)常在報紙副刊上能相互以作品交流或相聚切磋詩或散文詩的各自的寫作體驗和心得，并進入寫作實踐。當時的這種文學氛圍，是令我經(jīng)常憶及并心存謝意的。對我來說，這些“貧苦”環(huán)境中的自覺、自由的文學活動，支撐我從1947起將寫作越過一次次劫難直到今日，不計安危，從未背離。

　　簫風：您認為一個優(yōu)秀的散文詩人應(yīng)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zhì)？您對青年散文詩作者有什么建議？

　　李耕：我對年輕一代散文詩作者的希望，已在“答趙宏興”時談過了，再談便重復了。想補充的是，作品個性的獨異是作者創(chuàng)造性生命的體現(xiàn)，無“獨異”則難構(gòu)筑自己“獨異”的高墻。藝術(shù)相似或雷同，缺乏陌生感且重復在前人的腳印上，是蒼白的或缺乏生機的。這里，我還想說一句，散文詩寫作歸宗于一點，是作者的個人行為，最需要的是自己個體內(nèi)心的坦蕩與自由。

　　二十年前，一位從事詩歌評論的詩友一再在詩的座談會上提出，詩人要“狂”一點，指的當然不是“狂妄”或“狂野”甚至一時的“狂熱”。這對于尚蜷縮于江西一角而膽怯于“狂”闖“江湖”的年輕詩作者是有鼓動作用的。我個人覺得，面對繁囂且有點“狂”的相對蕪雜的社會現(xiàn)實，作為詩作者還是“冷”點好。冷是冷靜的冷，冷韌的冷，冷而才可得以清醒的“冷”。我以為這樣的冷，是企求自己在各式形態(tài)的現(xiàn)實面前，以自己感悟過的可開掘出詩的具有詩的畫面又有詩的內(nèi)涵的零散形象，轉(zhuǎn)換為自己選擇的意象并讓境界藏于字里行間。有前輩提出：詩不能止于“技”，要進入“道”。我個人谫于才華，缺乏通達事物的悟性，雖也知道一點道理，但卻寫不出自己認為還可以的作品來。所以我說過，每個時代都會有每個時代的天才。天才之不被泯失，時代背景及個體機遇是一方面；作為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和艱苦的磨礪。

　　簫風：您雖然85歲高齡了，并且身患重病，但您仍然關(guān)注著散文詩的健康發(fā)展。正如您在來信中講的：有時還“憂患”著思考一些文學的或散文詩的問題。請問您感到當前散文詩創(chuàng)作的憂患有哪些？您對中國散文詩的發(fā)展前景有什么期待？

　　李耕：癸已之年，我已進入86歲高齡了。病已沉重，拖了十余年雖已覺“太疲倦”，但我仍然堅持寫一點短小的作品，現(xiàn)在實在拖不住了，不能再寫了，幾乎一些未了的事也無力去“結(jié)尾”了。

　　我對文學或散文詩有時還“憂患”著思考一些問題，這是我的實話，但只覺“憂患”這個詞重了一點，若改作“憂慮”比較合適。憂慮，作為一個已迫近墳墓的老朽，其實這點“憂慮”也只是“過慮”，往往也只是從腦際一閃而過，既留不下什么跡痕，也無法具體表達。前面我提到作者內(nèi)心的“坦蕩自由”，無有這種“坦蕩自由”，就無有陶淵明的瀟灑南山、采菊東籬，“經(jīng)典”作品的產(chǎn)生或已是“經(jīng)典”的作品，在時間的淘洗中也難以永遠“經(jīng)典”，便是我個人的憂慮之一。其實，這些都會在時光演進中合乎藝術(shù)規(guī)律的再一次又一次“排列組合”。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就個人的一生體驗講過一句實在的話：個人是無奈于時代的，但作為個人即是一粒小小的螢火，也是可以發(fā)光并有所作為的。

　　期待，是對未來而言的。文學最講藝術(shù)規(guī)律，時間是最嚴格也是最公平的運作力量，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當下，個人或散文詩組織、刊物或刊出的作品，要力求擺脫可能有的“俗氣”。詩一有俗氣，就幾乎無詩可言了。